我国实行的经济政策9篇
篇一：我国实行的经济政策篇二：我国实行的经济政策篇三：我国实行的经济政策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1.1987~1991年的宏观调控1987~1991年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特征：(1)1987~1988年的严重通货膨胀。1987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仅增长16.5%。但是，通过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生产持续稳定发展，GDP增长仍高达11.6%,构成新一轮
经济波动的波峰。由于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部分商品特别是主要
副食品供应偏紧，物价水平重新开始上涨。1988年，在当时势不可挡的“价格闯关”因素和放开价格预期的推动下，货币供应和信贷投放从上半
年起迅速增长，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通货膨胀。1988年零售物价指数和
消费物价指数分别高达18.5%和18.8%,形成了80年代的最高水平和改革开
放以来物价上涨的第三个高峰。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2)1989~1991年的市场疲软、经济滑坡。
从1988年的第四季度起，中国开始对经济实行严厉的“治
理整顿”,价格增速迅速下降。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比上年减少11%(扣除物价因素，实际接近20%),零售物价总水平同比上涨17.8%,GDP仅增长4.1%,商品
销售由上年过快增长转向局部疲软，1989年经济增长率仅
为4.2%,1990年为3.8%,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慢的增长
率。为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货币政策有
所松动，从1991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回升，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18.6%,GDP增长率达到9.2%。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1987~199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和措施操作(1)经济紧缩、治理整顿和“双紧”政
策。
针对1987~1988年的经济过热，财政政策方面，1987年除
用于价格补贴、抚恤和社会救济费、偿还国内外债务本息
等必需支出的经费以及某些特定的专项拨款外，其余各项
开支都要在上年预计支出数的基础上缩减10%。
货币信贷政策方面，1987~1988年，中央银行再次执行紧
缩货币政策，并尝试了诸如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高
对专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回收再贷款等多种间接调控手
段，开始重视对基础货币供应的调控。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2)1989~1991年财政、货币实施“松动”措施。
财政政策方面，1990~1991年，继续坚持紧缩方针，调
整支出结构，并结合价格改革，减轻财政负担；在确保
收入稳定增长和支出合理安排的基础上，切实控制财政
赤字。货币政策方面，中央银行又不得不从1989年8月
开始放松银根，罕见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3次调低
了存贷款利率。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2.1993~1997年的宏观调控1993~1997年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特征：在南方谈话的鼓舞下，1992年各地经济发展再次加速，新
一轮经济过热再次出现。1992年经济增长14.2%,创改革
开放
以来次高纪录。1993~1994年，GDP增长速度分别保
持在13.5%和12.6%的水平。到1993年，由于投资急剧膨胀，特别是全国掀起了一股房地产热和开发区热，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1.8%,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13.2%,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升14.7%。到1994年，商品零售价格
同比上涨21.7%,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出现了
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1993~1997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和措施操作财政政策方面，为了抑制经济过热，1993年下半年，中央针对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过快，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即控制支出规模，压缩
财政赤字。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全面强化税收征管；控制支出总
量，优化支出结构；压缩财政赤字，控制债务规模；大力整顿财经秩
序，继续深化财税改革。
货币政策方面，从1993年6月开始，中央银行按照中央的“紧缩”要
求，采取了带有严厉行政色彩的信贷控制措施，于1993年5月和7月两
次提高存贷款利率，并采取了诸如整顿信托业、加强金融纪律、限制
地区间贷款等急刹车措施。为了防止紧缩中的大起大落，实现经济
“软着陆”,中央银行从1996年5月开始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
策。1996年经济增长水平回落到了10%之内，零售物价指数接近6%的调控目标。1997年消费物价指数涨幅下降到了2.8%,零售物价指数
涨幅则进一步下降到了0.8%。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3.1998~2022年的宏观调控1998~2022年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特征：(1)通货紧缩迹象明显。1998年，全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
率出现负增长，为-2.1%;1999年进一步下探到-3%。
(2)生产能力明显过剩。1997年，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25.6%,亏损企业数比上年增加5.68%。国有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39.2%。
(3)国内需求不足。1998年，供过于求的商品达25.8%.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1998~2022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和措施操作：(1)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是增发长期建设国债，适当扩大财
政赤字规模；二是调节税率、减轻税负、鼓励投资。
(2)稳健的货币政策。一是降低存贷款利率，1998年就在9个
月内降息3次，1996年到2022年，央行连续8次降低银行存贷
款利率。二是取消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逐步
实行自求平衡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借以扩大商业
银行的信贷规模。三是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和存款准备金
率。四是调整对个人消费信贷政策。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4.2022年~2022年的宏观调控2022年~2022年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特征：对外开放全面提速，货物商品、服务贸易流量和贸易盈余规模急
剧扩大，在
资本流出逐年递增的同时资本净流入持续增长，经济
的国际化水平迅速提高。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加快，这时期的宏
观
调控面临新的发展形势。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国民
生产能力和产出率大幅度提高，宏观经济运行一直处于比较宽松
的供给环境之中。总体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基本保持了
“高增长、低通胀”势头。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2022年~2022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和措施操作：(1)稳健的财政政策。一是连续调减长期建设国债，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二是调整财政支
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在适当调整财政支出规模的同时，对支出结构进行了较大力度的优化调整，在适
当减少经济建设投资比例的同时，逐步增加了对“三
农”、社会事业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等薄弱环节的投
资。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2)稳健的货币政策。“双稳健”框架下货币政策的主要措
施包括：一是公开市场操作。恢复了央行票据发行，开始在全
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连续滚动发行央票；启用正回购操作。发行
3年期央行票据及远期央行票据。启动以特别国债为质押的正
回购业务。二是利率政策。连续10次调整基准利率，一年期贷
款基准利率调至7.47%;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调至4.14%。三
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15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累计上调
7.5个百分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水平达到14.5%。四是窗口指
导。针对房地产、钢铁、电解铝、水泥等投资过热行业发布多
项文件，要求各金融机构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加强信贷管理，把握好信贷投向，采取措施限制对“过热”行业的贷款。
(3)
土地与环保政策。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总量，配合宏
观调控，管住土地闸门。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5.2022年的宏观调控(1)宽松的货币政策。9月、10月、11月连续四次下调基准
利率，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降，贷款
基准利率的下降，目的是增加市场货币供应量，扩大投资与
消费。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
(2)促进对外贸易，一是增加出口退税；二是人民币升值，都是增加出口竞争力的手段；
(3)宽松的财政政策：减少税收(证券交易税的下降和利
息税的取消),扩大政府支出(__亿拉动内需);加强
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医疗等方面的支出，保持社会经济发展
环境的稳定。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6.2022年以来的宏观调控(1)稳健的货币政策。央行2022年，先后6次提高存款准备
金率共3个百分点，重启发行3年期央行票据，深度冻结银行
体系流动性。两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共0.5个百分点，缓解
负利率程度。
(2)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环保投资
增长幅度较大；调整分配格局，扩大内需；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保障性住房等方面投入加大。
篇四：我国实行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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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关系是国际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57年以来，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及政策变迁大体分为两大时期：
第一时期为前30年，是封闭半封闭时期。由于中国国内外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选择了内向型发展经济的模式。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发展道路。这一时期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前期主要与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保持经济联系，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经济隔绝状态。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时期，中国经济日趋封闭，对外经济交往基本停顿甚至倒退，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基本隔离。
第二时期为后27年，是改革开放时期。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中国告别了比较封闭的经济发展战略，实行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对外经济关系迅速发展，对外经济联系不断扩大。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形式日益丰富，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规模越来越大，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基本形成。对外经济联系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一、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的27年，是中国经济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经济的27年，是中国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27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至2004年的11547亿美元,增长了55倍,年均增长15.6%。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从1978年的第32位，上升到1997年的第10位，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9%;2004年,又进一步上升为第3位,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5%，这表明中国已经是世界贸易大国之一。对外贸易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外贸依存度由1978年的9.8%上升到2000年的43.8%,2004年进一步上升至70%。其中出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由4.6%上升到20.3%,进口总值所占比重由5.2%提高到15.8%,对外贸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对外贸易高速增长
27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大大高于GDP和世界贸易平均增幅的速度持续增长。1978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为206亿美元，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为0.78%。此后，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进出口总额在20世纪80年代以年均11.5%的速度增长。到1990年，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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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1154.37亿美元，跃居世界第15位。1990—1996年年均增速达18%。1996年，中国对进出口税制进行了较大改革，相继出台调低出口退税率、降低进口关税税率、取消部分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实行加工贸易保证金台帐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使外贸的增速减缓，但进出口总额仍达2899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以上，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上升第11位，并连续5年保持这一地位；1997年第一次跃居世界第10位，全年进出口总额达3215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等不利因素的影响,进出口总额为3239.23亿美元,与上一年基本持平。
1999年,进出口贸易有较大增长，为3606.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3%。
对外贸易继续保持顺差,为292.1亿美元。2000年,贸易出口明显加快,出口总额2492亿美元,同比增长27.8%;进口总额2252亿美元,同比增长35.8%。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24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9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达4743亿美元。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也相应上升到第7位。2004年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11547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一举跃升至第3位。2005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4200亿美元。截止2006年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达8537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850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
2.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改善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得到不断改善。以食品、农副产品及原油等为主的初级产品出口大幅度下降，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53.5%下降到1999年的10.2%,下降了43.3个百分点；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则迅速提高，由1978年的46.5%上升到1999年89.8%，上升了43.3个百分点。特别是机电产品出口显著增长，由1980年的14.1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227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51.9%,超过纺织品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中国已经实现了由初级产品出口国向工业产品出口国的转变。
应该看到，中国目前的工业产品出口特别是机电产品出口，仍以手表、收音机、照相机、灯具、照明装置为主，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不多。今后要
继续扩大出口，必须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中国沿海开放省市，提出了以品质、品种和品牌为中心的“三品”战略，以高新科技为依托，培育骨干机电产品。此外，大力发展以成套设备为主的技术贸易，如中小型的化肥、水泥及发电厂等成套设备，以适应亚非发展中国家需要，扩大出口。
3.灵活多样的贸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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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对外贸易方式比较单一，1980年一般贸易占中国贸易总额的94.3%,来料加工贸易只占4.4%。自从1979年中国国务院颁布、实施《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以来，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周边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境外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产业大批转移到中国境内，以充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各种优惠政策待遇。以“两头在外，进出结合”为特点的加工贸易得到快速发展，成为推动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和中国对外贸易总体增长的重要因素。
1991—1995年，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高达4458亿美元，相当于1986—1990年的3倍多，年均增速24.5%,高于整体增速5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470亿美元，年均增速23.7%,高于整体增速4.6个百分点,占整体出口的47.6%；进口1988亿美元,年均增速25.5%,高于整体增速5.6个百分点,占整体进口的40.1%。超过一般贸易成为最大的进口贸易方式。1996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额首次达到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51%,为146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997年进一步提高到52.3%的水平，进出口额高达1698.1亿美元。2005年01-11月份，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达6205.6亿美元，加工贸易已成为中国目前最主要的对外贸易方式。
加工贸易对解决中国剩余劳动力就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但由于其投入品主要靠进口，所以，对中国国内产品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因边际进口的增加而削弱。
与此同时,边境易货贸易、补偿贸易、租赁贸易等灵活多样的贸易方式也得到较快发展，2005年全国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额为131.3亿美元，同比增长38.6%.其中，出口74.1亿美元，同比增长67.2%，高出全国同期出口总体增速38.8个百分点。目前中国已形成了一般贸易、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料加工贸易、补偿贸易、租赁贸易、边境小额贸易竞相发展，共同推动对外贸易不断扩大的局面。
4.新型外贸体制初步形成
1978年以前的中国外贸体制，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当时的主要贸易对象是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主要贸易方式是政府间的易货贸易。这种以垄断贸易为特征的外贸体制，同当时的主要贸易对象和贸易方式是适应的，对中国经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这种贸易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对外贸易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若不进行改革，势必限制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和参与国际贸易活动。
中国外贸体制改革是从1979年开始的，其主要内容是下放对外贸易经营权，允许工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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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部门和地方经营对外贸易。国家对包括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产品、资源性产品和竞争激烈、价格敏感的出口商品，实行指令性计划和计划列名管理。从1987年开始，在政企分开原则的指导下，外贸企业逐步从原来隶属的行政部门中独立出来，成为经济实体，承担国家规定的进出口计划任务。从1988年开始，外贸企业全面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由地方政府及全国性外贸总公司和国家签订出口收汇、上缴中央外汇和相应的补贴额度合同，在轻工、工艺和服装三个行业实行将大部分外汇留归企业，自负盈亏。1991—1993年新一轮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在调整汇率的基础上取消国家对外贸出口的财政补贴，改变外汇留成办法，外贸出口企业实行自负盈亏。
通过上述改革，改变了对外贸易独家经营的局面，扩大了经营渠道，调动了地方、部门的积极性；缩小了外贸指令性计划范围，发挥了市场的调节作用；增强了外贸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活力，推动外贸企业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竞争。
自1993年开始，中国进入外贸体制的改革深化阶段。这一时期改革的总体目标是：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汇率并轨，建立银行间的外汇交易市场，以其加权平均价形成基准汇率，在此基础上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银行结汇、售汇制取代原有的外汇留成和上缴制度；取消建立在外汇留成额度基础上的出口自负盈亏的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完善出口退税制，实行有利于出口的信贷政策；允许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深化外贸经济体制改革，转化企业经营机制等。
1994年5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外贸体制开始步入法制化轨道。1997年3月25日颁布并实施了《反倾销和反补贴法》，2000年修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2003年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衔条例》，2004年重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进行了修订。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也在制定中。这些法律推进中国对外贸易按照国际通行法规运作，保证中国的合法权益。在中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符合国际贸易规范的外贸体制已初步形成。
二、引进和利用外资
积极吸收和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初期，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曾给中国资金和技术的支援，加快了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此后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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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对外政策的偏差，中国与西方国家基本处于隔绝状态，利用外资陷于停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大规模引进外资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利用外资经历了迅速的发展和重大的结构性转变。1978—1992年，中国利用外资以借用国外贷款为主。1992年至今，则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主，对外借款继续大规模增加，并探索在境外发行股票、债券等利用外资的新形式。与此同时，中国制定了吸引外商投资的法规、政策，不断改善投资环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热点地区，外商投资保持高速发展势态，在数量、质量和规模上都取得了空前的发展。
1.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长
1979年7月，中国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国开始大规模引进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980—2004年8月底，中国共签订利用外资合同47万项，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9.4万家,利用外资协议额达5317.6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额3078.5亿美元。
1992年至2000年是引进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高速发展阶段。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以后，对外开放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从1992年开始，我国外商投资协议金额与实际实用额就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递增。规模迅速扩大，水平显著提高。1992—1997年的6年间批准的外商投资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占改革开放20年来利用外资总额的86.1%、89.8%和88.7%。1988年以前，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到4%，1993年超过了10%。从1993年开始，中国已连续12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1997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达450亿美元，占流入亚洲总额的一半以上，占世界总数的11%。
1998年和1999年,受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国内外复杂环境的影响,中国引进外资有所回落,新批准利用外资项目数、合同利用外资额、实际使用外资额都呈下降趋势。据统计，1999年中国新批外商投资企业1.71万家,合同外资金额433.63亿美元,与1998年同比分别下降13.8%和21.0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421.90亿美元,同比下降11.95%。新批合同金额净减少115.8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净减少57.2亿美元。中国虽然利用外资下降幅度较大,但是达到这样的水平的确不易。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仍然高居榜首。
进入2000年，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先后开放了一些竞争性行业如石油、化工、建筑、医药等行业和服务领域，制定并完善这些相关领域吸收外资的政策，进一步直接刺激了我国吸引外资的速度与规模,使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05全年进出口总额1422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2%。其中，出口7620亿美元，增长28.4%；进口6601亿美元，增长17.6%。出口大于进口1019亿美元。在全国进出口总额中，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为831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4%。其中，出口额4442亿美元，增长31.2%；进口额3875亿美元，增长19.4%。除了投资数额继续增加以外，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西部地区已成为利用外资的重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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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外资方面，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还有明显的差距。截至2003年年底，西部地区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745家，合同外资金额49.88亿，实际使用外资17.23亿美元，同比下降14.1%，仅占全国同期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5．6％。“十五”期间，贯彻中央提出的开发西部战略时，一定要以“开放促开发”，加大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力度，拓宽利用外资渠道，放宽投资领域。2000年我国阐明了鼓励外商到西部投资的主要政策。它包括：鼓励外商投资农业、生态、水利、交通、能源、市政、矿产、旅游、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项目。扩大西部地区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将外商投资于银行、商业零售企业、外贸企业的试点扩大到直辖市、省会和自治区首府城市；允许西部地区外资银行在条件成熟时逐步经营人民币业务，允许外商在西部地区依照有关规定，投资于电信、保险、旅游业，兴办中外合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工程设计公司、铁路和公路货运企业、市政公用企业等。积极扩展吸收外资的方式，开展以BOT方式和TOT方式利用外资的试点，允许采取发行股票、项目融资、出让企业股权、转让经营权、兼并和收购等多种形式吸引外商投资到西部地区。鼓励在华的外商合资企业到西部地区再投资，其再投资项目中的外资比例超过25％的，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待遇。积极探索把中外合资产业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引入外资的方式。对设在西部地区的属于国家鼓励类产业内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在西部地区新办的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等企业，企业所得税实行两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对在西部地区新办的高新科技企业，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后，企业所得税实行两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上述政策的实行，使西部的外资利用形成了新的局面，出现了新的面貌。
外资更多地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
过去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时，由于民营经济、私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实力都相对弱小，很难成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股东，更谈不上它们的控股问题。限于资本市场不开放，外资也很难参与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因此，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只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之间相互参股，实质上仍是国家的独资企业，根本上不存在股权多元化问题。与此不同，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我国的“入世”，国外的大型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它们通过资本市场收购、兼并、控股、参股等方式参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大大加速了国有企业的改组与改造。为了鼓励世界上的大型跨国公司参与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我国政府规定：在与外商合资经营时，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企业必须由我方控股外，其他企业不必都要控股。这样做，有利于吸引外资。
第三产业成为外资投入的重点领域
在第三产业内部，先开放旅游、国内贸易、生活服务等一般性行业，然后再开放金融、保险、电讯等重点行业。与此相适应，外资进入中国也大体按照上述的顺序。进入2000年以后，外商虽然还继续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内进行大量投资，但是，它们关注的重点已经移至第三产业领域，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更加关注中国的金融、保险、电讯、外贸等领域的对外开放程度，更希望将资金投入这些领域。改革是开放的基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适应这种新情况，将重点移至第三产业领域，尤其是金融、保险、电讯、外贸等行业上。
2.投资来源、地区和领域日益扩大
到2004年，中国实际吸收境外投资的国家（地区）已达150多个，投资主体形成多元化格局。从外资来源看，首先是港、澳、台地区，其次是美国、日本、欧盟各国和东南亚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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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投资的重点区域，美国的杜邦、摩托罗拉、通用电气、PPG、施乐，日本的日立、松下、NEC、丰田、本田，荷兰的菲利浦，德国的大众汽车、西门子等公司都已先后在中国投资设厂。仅1999年，就有13家国际著名的跨国公司在上海浦东新区投资。迄今为止，世界著名的500家大型跨国公司已有200多家在华投资。其中98家企业在上海浦东新区共投资了188个项目，使上海浦东开始成为世界著名企业的生产基地。
外商在中国的投资领域不断拓宽，外资投资领域初期仅限于工业和建筑业，如今已经覆盖了农业、工业、交通、邮电、商业零售业、饮食娱乐业、金融保险业等国民经济主要行业和部门，绝大多数服务业领域已开始逐步对外开放。一些过去未对外开放的行业，如航空、航运代理、商业、保险、会计师事务所、国际旅行社等第三产业，也开始吸收外商投资的试点。目前，受中国加入WTO的影响，外商在服务业的投资十分踊跃，服务业投资渐成热点。
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也不断改善，1979—1994年，累计协议外资金额中，工业项目占56%，农业项目占1.4%，第三产业项目占39.5%。在中国吸收的外商投资中，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一般加工项目较多，产品出口型和先进技术型企业所占比重较小。近几年来，外商投资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工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以及第三产业项目大幅度增加。这些项目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提高了中国利用外资的整体水平，加快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例如广东省吸收外资的项目数和外资金额居全国首位，2005年,广东实际利用外资123.9亿美元,同比增长23.5%,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的20.5%。在利用外资的结构上也得到了优化,目前世界500强企业已经在广东省投资设立583家企业。其次是福建、江苏、山东、上海等沿海省市。在中国政府鼓励外商向中西部地区投资政策的影响下，中西部地区许多省份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体系，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使外资投向由东部地区逐步向中西部地区扩展，呈加速上升之势。1997年外商在中国东、中、西部实际投资比重为87%、9.9%和3.1%。1998年东部地区全年新批准合同外资金额仅比上年增长0.01%，而中西部地区却增长了10.4%。1999年，中国政府作出“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为外商到中国中西部地区投资带来了新的机遇。可以预计，随着各项外商投资优惠政策措施的出台，外商赴中西部投资的数量和质量都会进一步提高。
3.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中国重要经济力量
1981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0.1%，进口额占0.5%。1990年，外商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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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企业出口额所占比重达12.6%，进口额所占比重达23.1%。到1997年，在出口额中所占比重达到14%，为749亿美元；在进口额中所占比重达到54.6%，为777.2亿美元。扣除外商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额，其进出口大体平衡。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来华投资迅猛增加，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也随之增加，占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显著增强。1998年，外商投资企业产值约占中国GDP的12%；外商投资企业进口额为767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54.7%；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为809.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44%；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48.7%；涉外税收占全国工商税收的12%以上。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0年8月底，在外商投资企业中就业的中国员工达2300万人，占中国城镇职工人数的15%。在中国GNP的年增长率中，有2—3个百分点源于外资。
4.对外借款迅速发展
中国借用的外资，包括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外国政府贷款和商业贷款。中国借用国外贷款，由少到多，逐步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每年仅10多亿美元，1991—1995年期间每年达到50多亿美元，近几年每年已达上百亿美元。1979—1997年，中国共签订对外借款项目1528个，协议金额1207.5亿美元,实际使用国外贷款总额1159.5亿美元。优惠贷款在对外借款中所占比重有所上升，1997年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提供的优惠贷款约占90%以上。截至1997年年初，中国政府曾先后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3笔贷款，累计13.5亿特别提款权（合16.5亿美元）；世界银行已批准对中国贷款累计162.87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已批准对中国贷款64亿美元，技术援助赠款1亿多美元；已有20多个国家向中国承诺提供政府贷款累计近400亿美元，其中，日本政府已向中国政府承诺提供政府贷款累计2.3万亿日元，约占中国借用外国政府贷款总额的三分之二。
在中国所借用的外国政府贷款和商业贷款中，最初约85%来自日本和香港等少数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来自欧洲和美国的贷款较少。目前中国借用外资地区来源过分集中的状况有所改变。虽然来自日本的基金仍位居第一，但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基金已经明显增加。港、澳仍然是中国获得海外信贷资金的主要地区。这种多样化的变化，对减少债务风险是有利的。中国借用的外资中绝大部分是中长期资金，短期债务一直保持合理的比重。1985年前，中国借用的外资只有美元、日元、德国马克和港币等少数几种货币，目前已发展到20多种，货币构成日趋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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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外资的经济效益和偿还能力与资金投向结构密切相关。从产业分布来看，中国借用的长期资金主要投向于交通运输、能源、原材料、采掘、机械、化学工业等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瓶颈”产业；借用的短期资金则主要投向于轻纺工业、商业、居民服务业等能创汇、见效快的行业。中国借用外资的产业结构已由“基础设施型”开始向“基础设施—出口创汇混合型”转变，结构趋于合理。这对强化中国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提高出口创汇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政府汲取一些陷入债务危机国家的经验教训，对借用外资十分慎重。1987年以后，中国加强对借用国外资金的管理，政府对借用外资确定了专门的对外窗口机构，对国外贷款实行了全口径管理，并建立起一个较为有效的外债统计监测系统。2004年4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我国2003年末全国外债情况：2003年底我国外债1936.3亿美元，其中中长期外债余额为1165.9亿美元，占60.2%，短期外债余额为770.4亿美元，占39.8%；在外债来源结构上，政府部门债务为27.25%，金融机构债务为30.2%，国内企业债务占3.9%，外商投资企业占19.5%。贸易信贷及其他形式债务19.15%。在外债币种结构上，美元债务与日元债务合计超过3/4。汇率变动对我国外债影响大，按照国际口径测算，我国2003年外债偿债率为6.85%，债务率为48%，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水平。由于外债结构比较合理、安全，对外资的流入和流出进行有效控制，外资投向受到政府政策的引导和约束，外资企业出口增长较快，贸易长期保持顺差。因此，中国能够避免发生金融危机。1992年以来，中国已连续12年成为世界银行最大的借款国，也是贷款使用最好、还贷及时、资信良好的借款国。中国还是亚洲开发银行和日本海外协力基金的最大借款国。
5.国际证券投资迅速发展
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各种有价证券筹集国外资金，是中国顺应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证券化及国际资本市场筹资债券化趋势而开辟的利用外资新渠道。
中国向境外发行债券始于1982年。这一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武士债券。这是新中国首次通过发行债券筹集国外资金，当时中国通过国际资本市场筹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发行债券的规模不大，种类币种较为单一。随着中国发行境外债券窗口制度的建立（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投资银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十家金融机构被指定为中国对外发行债券的窗口），发行境外债券有了长足发展，由最初的1—2亿美元，增长到1993年底的78.6亿美元，增长了几十倍。债务的种类扩大到欧洲债券，币种也扩大到美元、德国马克、港元等，还发行了双重货币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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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中国首次在境外发行了政府债券，即在日本发行了300亿日元武士债券和在美国发行了3亿美元扬基债券。境外政府债券的发行，为筹集外资开辟了新的渠道。中国政府和金融机构在国际资本市场筹资，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提高了中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地位。
向境外发行股票是中国企业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市场发展的新突破。1991年12月，上海电真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向境外投资者发行人民币特种股票（B股），并于1992年2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此后中国的一些股份公司又相继向境外投资者发行B股，并在上海、深圳两地的证券交易所上市。1993年，首批9家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在香港发行股票（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从1994年开始，第二批22家大型国有企业向境外发行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中国的金融、财政部门从20世纪80年代起陆续在新加坡、日本、德国、美国金融市场发行债券，累计筹措资金约80亿美元。
三、对外开放战略与格局
1979年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有层次、有重点、分步骤、分阶段的地区开放战略，对外开放地区由经济特区、沿海城市和沿海地区向沿边、沿江和内陆纵深地区大步推进，已基本形成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1.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
经济特区是指一国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行政管理、特殊的优惠经济政策和灵活的经济措施的特定地区。中国的经济特区，既吸收国际自由贸易区和出口加工区的经验，又不同于国外的自由贸易区和出口加工区，而是一个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各业并举的综合性经济特区，以发挥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基地作用。同时，它也不同于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后建立的特别行政区，而是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体制的区域。
1979年4月，邓小平提出试验办特区。1980年3月，中国国务院批准试办深圳经济特区。同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1982年3月福建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又通过了《厦门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以上四个特区分别完成设置的立法手续，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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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办经济特区，是为了发挥其“四个窗口”（技术窗口、知识窗口、管理窗口和对外政策窗口）和“两个扇面”（对内和对外）辐射的枢纽作用，通过“外引内联”，带动腹地和沿海其他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其主要任务是：凭借邻近港、澳的地理优势，运用特殊的优惠政策，更好和更快地吸引利用外资，引用先进技术，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经济发展。经济特区成立以来，在1981—1990年期间，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286.6亿元人民币,新开发土地面积近80平方公里,兴建了一批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
经济特区是中国经济、贸易、外商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1989年四个特区的工业总产值达223.14亿元人民币，比建特区之初增长14.6倍，平均年递增率为32%；到1990年底，四个特区累计与外商签订投资项目约6700个，占全国外商投资项目的26%，实际利用外资45.7亿美元，占全国的28%；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达34.44亿元，增长17.4倍，平均年递增率为34%，增长速度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首。
1988年4月，中国政府决定成立海南省并将其划为最大的经济特区，实行比经济特区更为特殊的开放政策。此后五大经济特区的发展势头更加迅猛，1991年工业产值突破500亿元大关，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96.7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56%，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14.5%。其中，深圳市出口创汇额超过34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占出口商品的70%以上，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商品基地。1999年，五个经济特区进出口额达411.5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11.4%；其中出口额213.5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1%，进口额198亿美元，占全国进口总额的12%。
1990年6月，中国政府正式批准上海市开发和开放浦东新区。这是一项开发周期长、开发面广、发展要求高的“跨世纪工程”，对中国沿海开放地区的影响十分重大。浦东新区作为中国经济特区的后起之秀，发展迅速，势头强劲，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截至2005年11月份，新批外资项目1515个，吸引合同外资55.34亿美元，占全市总量的41.3%，同比增长74.7%，完成全年目标的166.7%；实际到位资金30.29亿美元，占全市总量46.3%。全年合同外资预计达55亿美元。增资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项目有65个，共增加合同外资24.42亿美元
2.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带
1984年4月，中国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包括防城港区）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同时在这些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5年2月，又决定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以及胶东半岛、辽东半岛、环渤海地区的部分市、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这样就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个南北联线联面，拥有5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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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5个经济开放区的开放地带。
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是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加快改革进程的重大步骤。上述沿海港口城市分布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科技水平比较高，交通运输比较便利，其中不少城市是中国的工业中心。它们的人口不到全国的8%，工业产值却占全国的23%，外贸出口占全国的40%，劳动生产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66%。进一步开放这些城市，目的在于扩大其对外经济联系的自主权，增强其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能力；对前来投资的外商给予仅次于经济特区的优惠待遇，增强外商前来投资的吸引力；有条件的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类似经济特区的政策，比较集中地为外商提供投资场所，引进先进技术和科研项目，开发新产品，兴办新产业，以带动各自腹地的经济发展。
建立沿海经济开发区，是加速中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战略步骤。这些地区地处沿海沿江，交通方便，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文化发达，信息通畅，具有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和较好的乡镇工业基础，而且又多是侨乡，具有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极为有利的条件。外商在这些地区的投资项目可享受类似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待遇，适当放宽这些地区的对外经济活动自主权和出口经营权，以利于这些地区发展创汇农业，参与并开拓国际市场，走“贸—工—农”的道路，从而建成内外交流、工农结合、城乡渗透、现代化、开放式的文明富庶地区。
对外开放大大推动了沿海城市及地区的经济发展。在1986—1990年，沿海开放港口城市分别与美国、加拿大、英国、联邦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累计签订协议合同逾万项，协议金额超过140亿美元，占全国利用外资的88%。外商的实际投入资金为100多亿美元。已经投产的2000家“三资”企业生产保持强劲增长势头，1990年工业总产值达400亿元左右。1999年14个沿海开放城市进出口额达1014.4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28.1%，其中出口额550.8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28.3%，进口额463.6亿美元，占全国进口总额的28.0%。
在中国的沿海开放地带中，经济特区、沿海开放港口城市和沿海开放地区是开放程度不同的三个对外开放层次。由于开放层次优势不同，特点各异，国家对其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政策也作了不同的规定。从建设规模与项目审批权限、税收、外汇留成和使用、外贸、信贷等五个方面看，经济特区的政策最为优惠，开放程度最高；沿海开放港口城市次之；沿海开放地区再次之，一般只给政策而无信贷优惠，主要的技术改造引进设备可免征关税。
3.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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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后，中国广大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也势在必然。1992年3月，中国政府先后开放黑河市、伊宁市、瑞丽市等13个内陆沿边市、镇，使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
沿边地区对外经济发展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而又独特的形式是边境贸易。边境贸易因参加者、地区范围、贸易品种和额度、纳税规定、审批权限等方面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形式：一是边境地方贸易，由双方地方政府指定的对外贸易企业或地方贸易企业、合作社企业，在规定口岸进行易货贸易活动；二是边境小额贸易，由双方政府通过指定的民间团体，在规定的城镇口岸进行小额度易货活动；三是边民互市，由两国边民以互通有无的方式，进行调剂余缺的传统交易活动。除此之外，中国沿边地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包括利用外资、引用先进技术等，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边境贸易规模日益扩大，地域范围不断拓宽，贸易方式日趋多样，已超过了传统的边贸范围，显示出许多新的趋势和特点。1983年边贸恢复时，贸易额仅为2.67亿美元，到1989年已达11.7亿美元，增加了3.4倍。商品交易范围不断扩大，由最初的几十种扩展到4000多种。近年来，沿边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越来越活跃，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和发展前景。2005年我国边境贸易发展迅速，全年进出口额达131.3亿美元，同比增长38.6%。其中，出口74.1亿美元，同比增长67.2%，高出全国同期出口总体增速38.8个百分点。
4.内陆地区的对外开放
地处经济腹地的中国内陆地区对外经济也有较大发展，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稳步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逐步展开。
中国内陆地区自1985年开始全面自营进出口业务之后，对外贸易不断扩大，进出口贸易商品总额平均每年以17.2%的速度递增，1989年，出口商品总额为56.61亿美元，直接经营出口的比重由1984年以前的10.3%，逐步占到各省区外贸出口收购额的90%以上。随着利用外资的扩大，内陆地区的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到20世纪80年代末，农轻重产品出口的比重分别为24.8:37.4:37.8,重化工产品的出口比重逐步上升。至1989年，中国内陆地区已同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联系，接受了16个国家和地区的厂商的直接投资。截至1990年底，内陆地区建立了1190家三资企业，实际利用外资17.9亿美元。1985—1989年的5年间，内陆地区共对外签约成交技术设备引进项目2096项，成交金额14.52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内陆地区的开放步伐明显加快，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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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人。1992年7月，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重庆、武汉、芜湖等5个长江沿岸城市和哈尔滨、呼和浩特、成都等18个省会（省府）城市。目前，中国开放地带的总面积已达50多万平方公里，包括沿海、沿边以及内陆地区的339个县市，人口逾3亿。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经济迅速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四、加入WTO以来对外经济政策的新发展
1.加强与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合作关系
对外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多边经贸组织活动。中国政府于1980年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合法席位，并拥有执行董事的席位。中国是世界银行（WB）的成员，同时也是亚洲开发银行（ADB）的董事会成员，第三大股东。
中国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的创始国之一。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作为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长期中断。1979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恢复中国在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因此，中国开始逐步恢复和发展同总协定的关系。
从1986年开始，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要求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以后加快了“复关”的谈判进程，并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有关协议上签了字。1995年成立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中国继续进行多边贸易谈判，并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税率，减少非关税壁垒，开放对外市场，深化贸易体制改革，加快贸易自由化进程。经过长达15年的艰苦谈判，中国已先后与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欧盟等36个WTO成员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定，进入WTO全体成员的最终多边谈判程序。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四届WTO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完成了加入WTO的所有法律手续，并签署了加入WTO的所有法律文件。同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WTO的正式成员。
2.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
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中国于1991年成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正式成员，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多次参加APEC成员国首脑非正式会议，积极推动成员国之间贸易自由化，强调发达成员应加强与发展中成员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这些建议受到亚太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拥护。中国和东盟保持密切关系，并于2001年11月与东盟10国签订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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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计划到2010年正式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中国还积极参加亚欧会议（ASEM），参加东盟各国与中、日、韩之间的10+3会议。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纷纷贬值，给中国人民币的汇率造成很大压力。中国政府审时度势，决定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给予发生金融危机的东南亚国家以一定的金融援助。虽然这样做意味着中国要付出一定的牺牲，但它极大地鼓舞了受危机打击国家和地区恢复经济的信心，并减缓了金融危机的影响。这表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宁可自己作出必要的牺牲，也不采取那种竞争性货币贬值政策。中国的表现获得了亚洲各国及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中国以一个积极的、负责任的经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世界上，成为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亚洲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当中，中国在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世界贸易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中国也正在谋求加入更多的经济一体化经济组织。其中，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中国－香港自由贸易区最为引人注目。
（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FreeTradeArea,CAFTA）
2001年11月,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举行东盟十国与中日韩政府第五次首脑会议上,中国,一致同意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是双方领导人高瞻远瞩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中国第一次承诺与他国达成自由贸易安排,堪称中国与东盟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从2002年开始,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全面启动。在已经结束的前几轮谈判中,双方高官们就落实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指示,加强双方在新世纪经济合作的后续行动交换了意见;审议了双方在农业、信息技术、人力资源开发、投资和湄公河开发五个重点领域开展的活动及去年双方在人力资源开发领域利用中国—东盟合作基金实施的9个合作项目;讨论了涵盖货物、服务、投资及其他相关领域的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认为框架协议是未来中国和东盟开展经济合作的法律依据;一致决定成立中国—东盟贸易谈判委员会(TNC),就框架协议着手进行深入讨论,并于2002年底前,由在柬埔寨召开的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就框架协议达成了一致。在2003年4月29日“中国与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上,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其中特别强调相互间将积极扩大贸易往来、鼓励投资和加强合作,这不仅仅是针对非典带来的负面影响所做出的决定,同时更是双方增进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性选择。2003年6月18日,中国与泰国签署了有关双边蔬菜和水果进出口方面实行免税的自由贸易协议。这是实施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的第一个免税行动,专家们将其称之为“早期收益”。在组建CAFTA之初,“早期收益”显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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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泰之间签署的双边蔬果类商品自由贸易协定则是“早期收益”的具体体现。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已于2005年1月1日如期全面启动。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2003年9月4日，在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上，双方在北京最终就货物贸易协议达成一致，并就争端解决机制达成共识。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双方在进出口贸易、相互投资、承包劳务等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在贸易方面，自1990年以来，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一直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2003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达到78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2.8％。东盟已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2004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额已达到1000亿美元。
根据中国与东盟各国确定的进程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于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启动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预计2010年建成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和全球第三大市场。
以下是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关的一些情况：
建成后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覆盖约17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达２万亿美元。以1.2万亿美元的贸易总量计算，它将成为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全球第三大市场。
目前中国是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2003年，双边贸易额达到782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了90倍。
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一致同意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11月，双方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
根据协议，双方大部分产品的关税将于2010年降为零。
2003年以来，中国与东盟双方就自由贸易区的各项协议进行了多轮磋商。双方定于2004年11月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期间签署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
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签署后，2005年1月1日，中国与东盟已全面启动自由贸易区建设，双方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将进一步增长。
（2）中国－香港自由贸易区（CEPA）
为紧密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经贸联系，支持香港改善经济结构并走向新的繁荣，中国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已于2003年6月29日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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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排》(MainlandandHongKongCloserEconomicPartnershipArrangement，CEPA)，有关措施自2004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
香港贸易发展局认为，CEPA是内地与香港首次签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完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对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则。
中国正式加人世贸组织后，很多在内地进行生产业务的香港生产商均有意发展内销市场。然而，内地的分销系统未臻完善，令港商打人内地市场的努力多少受到阻碍。随着CEPA落实，更多香港业者将获准在内地从事分销业务，目前香港生产商在拓展内地市场时所遇到的不少困难，包括收款问题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可望得到缓解。
CEPA中有关货物贸易的协议，最立竿见影的裨益是生产成本得以节省，从而提高销往内地的香港原产消费品的价格竞争力，其中以时装、珠宝及高档手表等行业受惠较大。
CEPA的目标、原则及主要内容有：
《安排》包括文本及6个附件的磋商纪要,其总体目标是:逐步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实现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歧视性措施;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其实施与今后修订的原则是:遵循“一国两制”的方针;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顺应双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需要,促进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实现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同繁荣;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其主要内容有三大部分:货物贸易自由化,内地自2004年1月1日起对273个税目的港产品实行零关税,2006年1月1日起对全部港产品实行零关税;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惠及香港17个服务行业;内地与香港贸易投资便利化。
在货物贸易方面:将有大量香港产品获得零关税进入内地的待遇。按计划,4000多种香港制造的商品(goods)进入内地时,在两年时间,分两阶段实现“零”关税的目标。第一阶段由2004年1月1日起实施;第二阶段由2005年1月1日起实施。受惠的产品将会包括成衣、珠宝、钟表、高档皮鞋等。
在服务贸易方面，:内地向香港一些主要服务行业开放市场。受惠的行业和领域包括管理咨询、会议展览、广告、法律、会计、医疗、房地产、建筑工程服务、运输、分销、物流运输、旅游、视听、银行、证券、保险等。开放的进程根据不同行业而有所不同。对其中涉及的“原产地规则”和“香港公司界定”这两个问题,由于充分考虑到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及目前的实际情况,采取既有利管理又比较灵活的办法来作出相应的规定。
香港贸易发展局认为，香港的服务企业，不论其投资者或股东属何国籍，若要享受CEPA下的优惠待遇，必须在香港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同时符合以下全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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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必须根据香港法例注册成立；
②必须缴纳香港利得税；
③在香港雇用的员工必须占其员工总数的50%或以上。
此外，不同服务行业的公司，也必须符合其他不同的标准，以确保它们在香港从事相关的实质性商业经营最少已有一定年限(一般为3至5年)。虽然这些标准按行业而异，但评定核实工作一定会持公平客观的原则。
在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内地与香港将达成一系列促进贸易及投资的安排,但并不包括允许内地居民来港购买股票的“合格的本地机构投资者”(QDII)部分。
《安排》共有6个附件,分别是内地对原产香港的进口货物实行零关税安排、适用于《安排》的原产地规则、原产地证签发程序和合作监管机制、内地与香港相互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的具体承诺、“服务提供者”定义及相关规定、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安排》各附件的法律文本于2004年1月1日前签署。
《安排》涉及到香港与内地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等多个方面,是一项千头万绪的浩大工程。双方从2004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安排》下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具体承诺;双方通过不断扩大相互间的开放,增加和充实《安排》的内容。双方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条和第16条,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组报告书》第242段的内容不再适用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贸易。
3.机遇与挑战并存——中美经贸合作关系
1979—1995年，美国一直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到1996年上升为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在美国贸易伙伴中的位置，从1980年第24位上升到1996年的第4位。2005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达到211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8%，双边贸易总额首次跃上2000亿美元台阶。其中我对美出口1629亿美元，增长30.3%，占当年我国出口总额的21.4%，美国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出口市场的地位；我自美进口487.3亿美元，增长9.1%，占当年我国进口总额的7.4%；对美实现贸易顺差1141.7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也迅速增长，：2005年,美国在华新设立的企业3740多家,实际投入外资金额30.6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纺织、服装、玩具、鞋、家用电器等主要供应国；中国则是美国飞机、动力机械设备、电子、通讯设备、粮食、化肥等产品的销售市场；两国经济贸易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两国经贸和技术合作关系必将长期保持。
对中国最惠国待遇年度审议做法和中美双边贸易平衡问题，是多年来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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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因素。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做出明智决定，将最惠国待遇与政治问题脱钩，美国企业界人士也要求取消年度审议，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中美贸易逆差，主要是由转口贸易和转口增加值造成，中国对美国出口60%经香港转口，而美国均作为从中国进口，使统计形成很大逆差。而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也是造成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积极扩大双方进出口贸易，有利于合理地解决矛盾。
1997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就扩大中美经贸、科技合作以及中国尽早加入世贸组织等问题，与美国交换了意见，取得了进一步的谅解和协作。1999年11月，中美两国共同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定。2000年9月，美国参众两院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决议，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伙伴关系（PNTR）。这一系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历史性进展，将对中美两国的经济、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大大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
4.中日经贸合作关系
中日两国既是近邻，又是重要的贸易与经济合作伙伴。经贸关系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自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经贸合作从单一贸易形式发展为包括双边贸易、直接投资、政府贷款、无偿资金合作、研修生合作等众多合作形式，并不断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形成多种合作形式并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中日双边贸易额由1972年的11亿美元增长到1999年的662亿美元，27年间增长59倍，日本连续7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成为日本第二大对象国；截止1997年底，日本对华投资累计超过16400个项目，签约额达298亿美元，是对华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日本已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累计金额达20542.9亿日元，是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最多的国家。近两年来，中日双方还在中国加入WTO、亚欧会议和APEC等多边经济合作组织中进行了积极配合。正如日本财界高层人士所言，中日间的经济合作“已基本形成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局面。”
1998年底，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成功地对日本进行了访问，中日两国政府在科学技术、产品技术、能源开发、地区开发、环境保护等领域，签订了一系列双边合作协议，并就继续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改善中小企业经营、加快人才培养等问题达成共识，从而为两国面向新世纪的经贸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增添了新的内容。
近几年来，随着日本经济的走低，中日经贸合作的发展速度有所下降。特别是1997年以来，受亚洲金融危机及日元贬值的影响，中日双边贸易和日本对华投资出现下降趋势。1998年1—9月，中国对日本出口下降6.5%，9月当月出口下降11.1%。由于中国对日出口占出口总额的17%左右，所以，对日出口下降速度过快，已导致中国出口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同期，日本对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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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投资项目比上年同期减少11.1%，合同外资金额减少18.8%，实际投入金额减少24.8%。而1997年的日本对华投资额也比1996年度减少了13.8%，已连续两年呈下降趋势。日本对华出口840亿美元，同比增长14.3%,进口额为1005亿美元，同比增长6.5%。2005年，中国继续保持日本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地位，日中贸易额连续第2年超过日美贸易额，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根据日方统计，2005年，日中双边贸易额连续第7年创历史新高，达1884.88亿美元（见图1），比上年增长11.92%，其中，日本对中国出口799.72亿美元，增长8.1%，但低于上年28.7%的增幅；自中国进口1085.16亿美元，同比增长14.9%，同样低于上年24.9%的增幅。日本对中国贸易逆差为285.44亿美元，同比增长39.61%。2005年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为65.72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12%，占日本海外投资的14.4%。
中日双边贸易摩擦也呈上升趋势，对这些问题，如不能通过相互合作与协调加以及时解决，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两国间经贸合作关系的顺利发展。
5.中欧盟经贸合作关系
欧洲24个国家中，15个是欧盟成员国。其中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又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近年来，欧盟十分重视发展与亚洲和中国的经贸关系，1994年至1996年先后提出了《走向亚洲新战略》、《中国—欧洲关系长期政策》以及《欧洲联盟对华新战略》。1997年以来，又积极倡导并成功召开了每年一度的亚欧高层会议，这进一步标志欧亚两大地区广泛的实质性合作的开始。
中国与欧盟各国商品贸易互补性很强，同时欧洲发达国家又是中国技术设备引进和资金的主要来源国之一。截至2005年11月，中欧双边贸易额达2173亿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5.3％，同比增长23.6％。其中我国出口1437亿美元，同比增长34.1％，增幅超过对美、对日出口；进口736亿美元，同比增长5％。欧盟在华投资企业共22360家，合同金额861.4亿美元，实际投入472.5亿美元。
目前，中国与欧盟经贸关系中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主要是由于欧盟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中国产品实行反倾销调查或数量限制等歧视性进口政策。1998年，欧盟虽然修改了反倾销政策，不再把中国列入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但是又未将中国列入市场经济国家，因而仍然采用所谓的“第三国参照”的办法来衡量中国产品是否倾销。此外，欧盟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中国实行普惠制，曾对促进双边贸易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从1995年起，欧盟对华实行产品分类给惠等措施，并于1996年至1998年逐步取消了对中国部分产品的普惠制待遇。因此，未来中国同欧盟贸易关系的发展道路将不会平坦。
6.建立新的对外经济政策法规体系
中国加入WTO之后，对外经济政策及法规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首先，必须顺应于国际规则。为此，在国内快速推行以现有相关经济法规为中心的法律修改。在目前整理、修正的2300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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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当中，除830项被废止以外，还有325项正在修正中。
其次，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加入WTO后，一直受到保护的服务市场开放问题迫在眉睫。制造业中的汽车业和IT产业等行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增大。
加入WTO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作为机遇，首先意味着出口的扩大。入世前中国产品出口海外时，一直深受贸易国的进口限制。加入WTO，原则上大部分的成员国都享受无差别待遇。其次，可以通过专门的机构来解决贸易争端。此前发生贸易纠纷时必须通过两国之间的谈判加以解决，但入世后可望能够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构得到更为公正快捷的解决。在此，扩大外资流入。理由如下：①鉴于与国际规则的接轨国际依存度提高；②向以物流和金融保险为主的新开放领域的资金流入。最后是国际地位的提升。全面加入国际机构的三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TO），对于中国意味着国际形象的改善。
另一方面，所谓挑战是指国内市场的开放将给经济整体带来巨大影响。就中国而言，金融、保险、证券、物流等服务业不言自明，制造业中的汽车、IT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很低。市场一旦开放，这些行业中失业者的增加不可避免。最具悬念的是农业部门。美国等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取消农业补贴，对于拥有9亿农村人口的中国，就业是最大的问题。加入WTO不仅涉及到经济，而且涉及到失业者的增加、各行业集团间利益调整等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不可能简单的解决。
7．中国贸易战略谋求从量到质的转变
回顾1978年至今的中国贸易战略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80年代后半期），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在国内供给不足的背景下从海外进口商品和引入外资，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目标。
第二阶段（1991年?1997年），采取出口导向政策。随着国内生产能力的提高，在海外资本参与的基础上扩大生产，扩展基于出口导向的国内总生产。同时，伴随着贸易规模的急剧扩大，20世纪90年代开始频频发生与欧美和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
第3阶段（1997年至今），以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为契机，开始对海外的过度依赖进行反思，采取兼有重视国内市场的中立政策。
围绕今后的贸易战略，国内对于出口导向政策和中立政策的选择存在意见分歧。尽管正在逐步认识国内市场的重要性，但从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贸易总额/GNP）已经超过40%来看，贸易发展的滞后及其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依然令人担忧。因此，中国政府大概今后将会继续采取以出口导向为中心的贸易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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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的发展目标是促进从“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从2003年的实际成果来看，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及出口总额为世界第5位，进口总额位列世界第4，进入世界前十位的既定目标无论如何已经实现，可称为“贸易大国”。但是，尽管贸易金额巨大，但由于依然存在结构上的不平衡，并为达到“贸易强国”。具体而言：①服务贸易的比重较低，仅占总体的12.2%，而“日本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比重约为50%”；②低附加值产品比重较大；③加工贸易（从海外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加工后向海外出口的贸易形态）的比重超过一半以上；④高科技制成品较少。
作为今后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从简单的进出口贸易体制向附加“第3国贸易”的贸易体制过渡。所谓的“第3国贸易”是指不仅直接买卖商品，而且更要强调贸易中介的作用。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综合商社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香港也作为世界贸易中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二者都是很好的榜样。尽管仍处于初级阶段，但中国今后也将正视中介作用的发展，谋求向“第3国贸易”的转换。
作为发展手段，首先是与贸易相关联的各种体制改革。具体而言，有四方面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①出口产品构造的高程度化；②经济体制的改革；③以透明且公开为原则的关税制度；④汇率制度的改革。
8．为国际市场经济一体化创造环境
对于今后中国的贸易发展战略，以下几个方面的调整是必要的。
第一是出口商品构造的调整，应扩大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这对于解决中国对外贸易摩擦问题至关重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急剧增加，涉及4000种商品，总金额合计达100亿美元。中国被诉反倾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在劳动力充裕的背景之下可以压低工资，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从规避反倾销的角度来看，也应该扩大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同时，应该谋求产品的差异化。只出口单一产品，面临贸易纠纷时风险较大，尽量出口多样化的产品更为安全。
第二是出口目的地的分散。目前中国的出口主要集中于日本、美国和EU等少数地区。以加入WTO为契机开拓新的出口对象十分重要。从表1中日本贸易统计来看，2000年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占亚洲总体的15%，而于此相对照，从中国的进口占30%以上。发生贸易摩擦时对中国十分不利。
第三是行业组织发挥协调作用。目前多数贸易纠纷是在政府层面上进行交涉，由于各自立场的不同，难以简单达成让步。在这之前先进行民间层次的谈判更易于灵活应对。因此，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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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组织在内来推进谈判能够达成问题的早期解决。
表1日本对中国的进出口额
＜出口＞
（单位：亿日元、％）
年
1994199519961997199809992000进口总额
404976415309447313509380506450475476516575対アジアからの輸出
A161502180813196848213800175603176942212593対中国B19137206202382426307262092657432756B/A11.6511.4012.1012.3014.9315.0215.41＜进口＞
（单位：亿日元、％）
年
1994199519961997199809992000进口总额
281043315488173934409562366536352680409157対アジアからの輸入
A99316115661142251151632135884139703170609対中国B28114338094399750617484414875459454B/A28.3129.2330.9333.3834.9034.8534.85第四是构建贸易争端预警系统。作为政府，实时监测贸易动向，若能早期发现对于特定国家特定商品出口急剧增加等类似趋势，则一部分贸易争端便可以防患于未然。
第五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内需的扩大。中国政府正在为规避贸易摩擦做出努力。经济一体化是历史潮流，势不可挡。顺应这一潮流，构筑多国之间协调完善的关系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国际市场领域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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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五：我国实行的经济政策篇六：我国实行的经济政策篇七：我国实行的经济政策
中国在近一年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什么？
中国在近一年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什么?1、货币政策，将延续稳健货币政策的表述，但内涵将发生以下调整：一是货币政策将在“微
***”常态化的作用下采取相对宽松的取向，以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二是与“稳健定位、积极操作”的货币政策相匹配的是“强监管”“金融改革”;三是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强化利率的预期管理，加大利率调控的政策效果;四是进一步采取“定向宽松”政策，强化货币向实体经济的渗透。
2、财政政策，将继续延续积极财政政策，但积极的方式将作出调整：一是总体财政赤字率将进一步提高，预计赤字率可能提高到2.5%左右;二是通过全面推行“营改增”，使结构性减税得到全面实施;三是在财税体制改革的全面实施进程中加大对于地方资金的扶持。
3、金融改革，从目前所拉开的序幕来看，其顺序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以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和建设为基础，进一步推进利率的市场化;2)以资本市场的“股票发行注册制”实施为起点，逐步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并进一步推进资产证券化等“去杠杆”措施;3)以“沪港通”的实施和“自贸区”政策的落实为基础，逐步拉开资本账户开放的改革。4)以城投债的治理为起点，全面建设统一开放的债券市场;5)以地方债的全面发行，进一步丰富中国的国债市场及其无风险的基准利率形成机制。
只要金融改革能够形成良好的金融市场，能够有效的发现风险、分散风险，并对风险定价，那么各种资源就能够有效地流向其投资价值最高的地方。金融也就自然而然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当然，健康的金融市场必须要有有效的监管体系，能够防止投机化和泡沫化的发展。因为过度投机和经济泡沫化必定带来使金融脱离实体经济。
金融改革的核心依然是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市场化的改革;二是监管体系和安全网体系的构建。
4、人民币国际化处加速期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经济无论是GDP占比还是全球经济联系度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必定会引起全球化趋势和格局的变化。目前中国正从“贸易全球化时代”向“资本全球化”和“生产全球化时代”迈进，这必定要求中国金融必须全球化，货币全球化也是这一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
一个国家货币国际化的道路是曲折的，往往会随着一个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的变化而发生不同的变化，往往会因为一些格局性的变化而发生波动。例如19世纪末期的美元、80-90年代的日元以及目前的欧元。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从总体来看处于其起步期和加速期，未来前景很好，但未来也必定会面临众多的起伏和曲折。
目前中国对外贸易中，通过互联网进行的交易增长迅速。人民币国际化未来会利用互联网交易加速展开，互联网就是加速机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大有加快之趋势。
5、“一带一路”，中国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都是在“自愿、互助、合作”的新理念下的产物，基础设施银行的份额、使用的方向、资金购买的内涵都与美国马歇尔计划存在很大的差别，没有任何附加的条款和大国绑架的做法。
丝绸之路的形成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有其内在逻辑，“一带一路”战略就是用历史情感将其激活。中国在电力、电信、高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技术先进，可向沿线发展中国家纵向传递，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弥补中国对资源的依赖，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共赢。
在目前全球增长乏力、基础设施短缺、互联互通能力分布严重不均衡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新兴大国应当在“自愿、互助、合作”的原则下，全力推动世界经济弥补上述各类短板，参与全球公共品的提供和治理规则的制定之中。
6、和平崛起需破“修昔底德困局”
世界格局在后危机时代必定发生巨大的重构，这给予中国这个新兴大国和平崛起的机遇。世界需要中国提供全球经济新增长的动力，需要中国在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格局中提供短缺的公共产品，并参与建
设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是如何克服“修昔底德困局”，即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如何协调与传统核心大国的关系，以形成良性的国际治理新模式;二是如何克服“地缘政治困局”，即如何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如何拉动周边国家共同发展，形成“共赢”的局面，而不陷入国强必霸的传统困局;三是深度全球化和积极参与国际治理新格局进程中，如何克服新兴大国“意愿”强于“能力”的困局，以避免使全球化进程超越本国能力可控的范畴，导致扩张中的停滞。
因此，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必须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中国进一步的参与全球化必须与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相一致。要从传统的“以外促内”转向“以内促外”，逐步定位于“内外平衡”.
针对近几年中国gdp的变化，中国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
1.
结构性减税，包含营业税改增值税等
2.
财政补贴
3.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提升社保水平
4.
保障房建设
5.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准备金率，逆回购等
6.
降息
2010年中国采取了哪些宏观经济政策
国四条
国十条
新国四条
新国十条
保障性住房套数
银行利率
银根
贷款条件
等等
当前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是什么
根据金融危机中的经济现状分析，扩大内需、保增长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也进行了重大的调整，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及措施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通过提高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来
***总需求，在这种政策下，取得信贷更为容易，利息率会降低。因此，当总需求与经济的生产能力相比很低时，使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最合适。
措施如下：
第一，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通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来增加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降低市场利息，从而加大货币供应量的一种政策措施。它是一种威力强大不易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
第二，公开市场业务。央银行通过在公开市场买进有价证券来投放基础货币，以控制货币供应量，并影响市场利率的一种行为。它使中央银行可以主动、灵活、及时地调节和控制基础货币总量。
第三，降低再贴现政策。中央银行通过降低再贴现率来扩大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降低市场利率，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一种手段。他对一国经济的影响是比较缓和的，有利于一国经济的相对稳定，但中央银行处于被动的地位。
在当前金融危机下，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投资和消费，从而发展经济，抑制通货紧缩。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及措施
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减税，加大
***转移支付，增加出口补贴等措施扩大投资，增加就业，帮助出口企业降低成本。
措施如下
第一，实行减税政策。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允许新购进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进项税金在销项税额中抵扣，相应调整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及其征收率，完善并落实出口退税率调整政策，大力支持出口增长。促进企业投资和扩大内需。
第二，加大***转移性支出。由于***支出直接构成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支出规模的增大必然相应地增加社会总需求的增加。这种
***的投资，在乘数的作用下，会使国民收入成倍增加，从而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
第三，加大财政补贴力度。
***为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加强其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在出口某种商品时给予出口厂商的现金补贴或财政上的优惠待遇。这是
***一种变相的投资，降低出口企业的成本。
2013年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什么?周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我国现行宏观经济政策是什么
中央财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也就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出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
我国自2011年到2017年宏观经济政策是什么?2015年以来宏观经济各项数据超预期回落，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攻坚期。日前，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分析与预测报告，认为2015年四季度反弹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2016年将探明周期调整的第二个底部，为2017年的轻度反弹打下基础。报告认为，一般如果GDP增速在总体持续回落中出现部分区域的塌方式下滑，将成为进入萧条期的标志。数据显示，2015年前两季度名义GDP下滑大，近5年来首次出现低于实际GDP增速，东北和西部部分地区出现负增长。“综合数据来看，第二次触底可能出现在2016年一、二季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称，稳投资政策释放、股市总体高扬、房地产市场回稳等因素作用下，2015年四季度的小幅反弹可能短暂又轻微，2016年一季度GDP还是会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刘元春表示，中国经济面临短期低迷、长期回稳的普遍预估，但目前经济新常态可能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新风险，值得引起注意。第一，趋势性力量和周期性力量的叠加，使宏观经济面临失速风险。GDP平减指数连续两季度为负，意味着过去4年“GDP增速持续回落，但价格水平平稳”的特征被打破，总供给和需求的失衡开始显现。“认为只要保持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力度，经济会自然回归到中高速的想法需要调整。”刘元春表示，不能高估传统框架中政策工具的效果，也不能低估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短期冲击。第二，预计2015年总体债务与GDP之比高达252%，过快的债务增长和企业债、地方债过高问题，与生产领域通缩叠加，对宏观经济的内生性紧缩效应更加严重。第三，宏观经济政策传导不畅，目前财政政策名义积极但实质紧缩，货币条件指数紧缩，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渗透性大幅下降。例如，2015年1~5月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增速为10%，比去年同期增速下滑2.9个百分点。除此之外，报告称“一带一路”等利用大腾挪来实施“宏观去杠杆”，利用股市繁荣启动经济，虽然是恰当的战略选择，但其风险性应得到正视。其中杠杆手段带来的泡沫，会使股市下降的速度远高于上涨速度。报告指出，2015年的各项宏观数据显示，宏观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艰难期。这标志着中国经济迎来结构深度调整的关键期、风险全面释放的窗口期，也意味着在不断探底中必须打好下一轮中高速增长的基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新的增长动力在形成，战略新兴产业在需求转型和政策扶持作用下逆势上涨，网购等新型消费业态保持迅猛势头，还有生物制药行业等新型经济增长极增速稳定。”刘元春说。
2002～2013年我国采取了哪些宏观经济政策？
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开足马力印刷纸币，降低存贷利率
我国的现行宏观经济政策是什么?实行稳健的、或者说谨慎的财政政策;人民银行将继续执行和贯彻稳健的货币政策，继续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即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
篇八：我国实行的经济政策
一、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实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4年)。1984年以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央银行体制1984年才刚刚建立，自然没有从财政的附属地位中解放出来，这时财政政策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地位仍十分明显，货币政策作为财政政策配套服务的工具，对医治十年动乱创伤、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扩大职工就业，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随着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信贷资金成为社会资金来源的主渠道。货币政策开始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体，特别是在抑制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阶段(1998-今年)。这个时期，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告别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短缺经济，出现了物质产品的相对过剩，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由过去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转变为治理通货紧缩。在政策取向上，由实施
长达5年之久的“双紧”过渡到“双松”，即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防范金融风险，财政政策在支持发展、化解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03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副作用，国民经济中出现了经济的局部过热现象，个别地区、个别产业的发展严重失调，一些能源消耗性的产业非正常发展，使国民经济的发展态势出现了不均衡，因而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逐步提上了日程。
详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轨迹，我国两大政策的调节趋向于周期性使用，对宏观调控的效果趋好，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减小。
二、1998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至1996年底我国的紧缩政策成功地将当时的高通货膨胀降了下来，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加上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整体上陷入了通货紧缩的状态。1998年我国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至这次财政政策的调整，这一整体上积极的宏观政策历时近7年之久，前后能持续如此长时间的宏观政策，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1。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一方面，每年发行大量的长期建设国债，直接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拉
动了经济增长。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中央政府每年发行1000-15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仅从1998年至2004年7月间，累计发行9100亿元。财政的资本性支出的带动作用非常大。政府资金具有引导效应，比如政府上一个项目，银行就争着给贷款，这种“政府投资、银行跟进”所形成的投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
2。“积极”货币政策的作用不够理想。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宏观政策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但从事后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是偏松的。如，中国人民银行从1996年以来连续8次调低利率，其中1998年之后就有5次。这期间，尽管央行采取了一系列宽松的货币政策措施，但并没有彻底扭转信贷紧缩的局面。从供给方面看：银行的“惜贷”现象仍然严重，自1995年金融体系开始出现的“存差”进一步扩大，至2003年已高达49059亿元；从需求方面看，质量好的大中型企业的资金比较充裕，信贷需求不大，而大量中小民营企业，因银行的贷款条件和自身的因素，取得贷款依然困难。
从以上两方面可以看出，一方面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量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大量的资金沉淀在银行中不能转化为投资。这表明我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最终使“积极”货币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以致从表面上看，中国已几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虽然“积极”的货币政策并
不如意，事后效果微弱，但“积极”的货币政策无疑为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个宽松的货币环境，这也是我国目前特定的国有企业体制和银行体制下积极财政政策能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就像任何事物都具有二重性一样，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正如２００７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所总结的，突出的表现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还要指出：２００８年经济增速虽有下降，但仍处于偏热状态；特别是通胀还由去年低通胀的上限区间演变为中通胀下限区间，而且压力还在增大。
篇九：我国实行的经济政策
中国近几年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财政政策
1997～2004积极财政政策
就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调整收入分配，使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在需求不振、经济增长乏力阶段，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需要中间传导过程，时滞短，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
作用是：
——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到2001年，共安排国债项目8600项，国债资金的投入有效带动其他配套资金的投入，使国债项目投资总规模达到近3万亿元。建成了一批重要工程，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使我国连续几年保持了7％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
——提高了居民收入，刺激了消费增长。1999年以来，提高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建立了艰苦边远津贴制度。1999年至2001年，居民消费分别增长6.54％、9.1％和10.1％。
——保持了进出口稳定增长。1998年以来，分三次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使出口货物平均退税率达到15％。同时，完善了加工贸易管理，扩大了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有效地刺激了对外出口。
——促进了经济结构优化。一是通过税收减免及财政贴息等政策，支持符合产业政策方向
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二是中央财政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力度。2000年，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分别增长13.8％、14.4％，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5、6.1个百分点。
——建成和开工兴建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过去4年中，共加固大江大湖堤防3万多公里，长江沿岸移民建镇200多万人，新增公路通车里程2.55万公里，增加铁路新线4000公里、复线1988公里；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已经开工；退耕还林、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等生态建设取得较大进展。
但它有一些局限性：国家宏观调控过分，挤兑了民间投资。
2004至今
稳健财政政策
稳健财政政策核心是松紧适度，着力协调，放眼长远。具体来说，要注重把握“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十六个字。
控制赤字，就是适当减少财政赤字，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近期中央财政赤字规模大体保持在3000亿元左右。随着GDP的不断扩大，财政赤字比重会不断下降，预计明年将降至2%左右。
调整结构，就是要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着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资金投向结构。资金安排上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有促有控。对与经济过热有关的、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越位”投入，要退出来、压下来；对属于公共财政范畴的，涉及到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如需要加强的农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和生态建设、公共卫生、教育、科技等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不仅要保，还要加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努力促进“五个统筹”和全面协调发展。
推进改革，就是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大力推进体制和制度改革创新，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
增收节支，就是在总体税负不增或略减的基础上，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同时严格控制支出增长，在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上花大力气，下大工夫。
货币政策
第一阶段为2001年—2002年,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尚未完全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金融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减轻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国民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通过实施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稳定增长,刺激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大需求增长,克服物价不断下跌形成
的压力。
第二阶段为2003年—2005年,又可分为两个子阶段。第一个子阶段为2003年初—2005年初,这一时期,前几年国家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效果开始显现,再加上世界经济出现复苏,我国经济逐渐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虽经2003年“SARS”的短期冲击,但经济快速增长的趋势得到确立,GDP、货币供应量和信贷增长迅速,物价水平止跌回升。投资增长迅猛,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2004年初达到峰值,接近60%;全国房地产开发与投资热情高涨,房地产价格在短短两年内迅速攀升,泡沫现象严重,集聚较大金融风险。在这种背景下,从2003年第一季度开始,金融宏观调控方向发生了较大转变,货币政策目标主要是遵循“有保有压”的原则,通过结构调整,抑制某些行业和领域投资需求过热,控制银行贷款过快增长,防止通货膨胀。第二个子阶段为2005年。这一年我国经济的一大特点是内外发展不均衡,外贸进出口在内需不振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推动下大幅度上升,2005年10月末,我国外贸依存度已达77.12%,外贸顺差更是实现创纪录的803.7亿美元,比此前贸易顺差最高的1998年全年高出近一倍,预计全年实现贸易顺差将突破1000亿美元。2005年人民银行继续执行稳健货币政策,针对具体经济形势适时调整调控目标和手段,突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前瞻性,取得较好的效果。2005年第四季度全国银行家问卷鞑橄允?货币政策感受指数(选择货币政策“适度”的银行家占比)高达77.4%,为历史最高点;而2004年第二季度该指数却只有40.1%(该指数均值为50%)。这表明银行家对央行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及对宏观形势的准确把握充满信心。下面是我国实行的具体货币政策的一个例子。
2005年7月21日晚，人民银行就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事宜发出公告：一是从即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二是2005年7月21日19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2％，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三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日波动幅度不超过千分之三。本次汇率制度改革对于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今后货币政策工作实施的方向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7年1月1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2.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7年2月2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3.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07年3月18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2.52%提高到2.79%；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6.12%提高到6.39%；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也相应调整。
4.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7年4月16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5.为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7年5月1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6.为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和投资合理增长，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7年6月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从2007年5月1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18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
贷款基准利率也相应调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相应上调0.09个百分点。
7.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07年7月21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3.06%提高到3.33%；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6.57%提高到6.84%；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也相应调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相应上调0.09个百分点。本次利率调整有利于引导货币信贷和投资的合理增长；有利于调节和稳定通货膨胀预期，维护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8.为合理调控货币信贷投放，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07年8月22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3.33%提高到3.60%；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18个百分点，由现行的6.84%提高到7.02%；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也相应调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相应上调0.09个百分点。
9.为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7年9月2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10.9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
11.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
12.为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7年10月2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本年度宏观经济政策走向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很特殊，既不同于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严重通货膨胀，又不同于前几年的持续通货紧缩趋势。虽然去年以来消费品物价指数由负转正，投资品和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涨势强劲，去年九、十月后物价上涨趋势较为明显，但消费品价格除粮食等农产品上涨较快外，其余比较疲弱，甚至还有下降。消费品物价指数总的看还在合理区间移动。当前我国虽然由于部分行业投资扩张较猛，引起部分物资如煤、电、油、运筹供应紧张，但我们的劳动力不紧张，失业率还在增长；资金不紧张。银行存差很大；生产能力不紧张，大部分特别是制造业、工业消费品能力宽松甚至过剩.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9—10%。现在实际增长率仅及潜在增长率的下限，未到上限。不过碰到的瓶颈制约应当引起重视，因为它影响发展的全局。从经济运行来看，当前既有局部过热，特别是投资过多的现象，又有在总体上供大于求，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前几年，我国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实质上是“从松”的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之所以讲稳健，实际上是放松银根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现在通货紧缩趁势已经淡出，宏观调控政策应该由“从松”的政策转向“中性”政策。由“从松”转向“中性”，就是要求适度收紧。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逐步减弱，方向正在调整转型。稳健的货币政策也要从紧一些，但不能太紧。所谓不能太紧，就是说不能像治理严重通货膨胀时采用约刹车手段。对一些消费热点和投资重点还要继续支持，还要支持扩大就业；但对过度的低水平重复投资要“削峰”，采取“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质上是要“双防”，既要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滋长，又要预防通货紧缩趋势重现。要坚持上下微调：松紧适度，这与中央提出的“稳定政策，适度调整”是一致的。
防止通货紧缩趋势，虽然目前并不紧迫，但还是要警惕其再现。从经济走向上看，从去年到今年是从通货紧缩趋势向通货膨胀趋势转化。因此，首先要挡住通胀苗头的压力，特别要注
意控制投资的过度扩张。防止大起大落，关键是防止投资的大起。整体经济的大起大落，往往肇因于投资的过度扩张。投资扩张的规律首先是引起投资品需求的扩张，继而引起消费品需求的扩张，再进而引起生产能力和产品供应的扩张。故而物价走势的轨迹，也是投资品和生产资料先涨，消费品后涨；终而因供大于求导致双双下跌。我国本轮物价上涨趋势，也是上游产品价格涨幅高于下游产品。按照通例，下游最终消费品价格上涨滞后期约为半年到一年。但我国此轮物价上涨，上游产品能否顺畅将涨价传递到下游产品，与过去相比，受阻因素颇多。如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就业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社保教育等支出预期加大等导致消费倾向下降，关税减免，进口限制放宽取消，以及国际通缩尚未过去等等，最终消费需求受到上述种种限制影响，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难以向最终消费品传递。至于上游产品涨价能否通过成本推动最终消费涨价，未必尽然，主要原因是劳动工资。因为就业问题困难，涨不上去，通胀的一个核心机制即工资与物价的轮翻上涨，现在看不出有发生的迹象，所以现在离严重的通货膨胀还很远。在这种情势下，过一两年后，一些部门过度投资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而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剩。会导致通缩压力。所以，对新一轮投资扩张造成的产能过度膨胀要密切注意。通过投资规模的适当控制，我们既能遏止因投资膨胀而导致的投资品价格领先上涨，防止通胀苗头滋长于先，又能抑止过度建设造成的产能过剩，防止通缩趋势再现于后，实现双防的目的。
现在宏观调控当局对于防止通货膨胀压力非常警惕，并为此采取了收缩货币信贷一系列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今年货币供应增幅和新增贷款规模的安排均低于上年实际水平，有助于约束投资过度扩张，控制物价上涨趋势，使CPI同比增幅保持在3%左右。但亦不排除形势发展出现不可预计的不确定因素，显示出现有财政信贷政策调控力度不足，投资规模得不到有效控制，上游产品上涨趋势迅速向下游最终产品传递，引起通胀预期骤升，泡沫性需求（包括对资产的需求和产品的需求）爆发的现象，推动通胀升级。如果CPI升至5%以上。并持续数月、半年以上，在通胀加剧的情势下，则需考虑出台更加从严的调控措施，如大幅减少赤字国债，向上调整利率，进一步提高准备金率等手段，但这只是作参考的预想，且要有备用之具。目前至少在近期较少有现实的可能性。
现在让人比较放心的是，通货膨胀有益论的市场大大缩小了，大家提高了对防止通货膨胀的警惕。像在87年、88年通胀时期那样，有人郑重其事地把通货膨胀政策当作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推荐出来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像在93—95年通货膨胀时期那样有人推出“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不可怕，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才过瘾的主张，有人提倡有人响应的事情也不会再有了。这次出现通胀的苗头后，某些利益集团对通胀的期待，也只剩下了“怕冷不怕热”的微弱呼喊。但是社会上和政府宏观调控当局更多倾向于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理性的思考对策探讨，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