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及破解思路8篇

篇一：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及破解思路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重庆基层社会治理现状及对策

　　作者：任庆兵

　　来源：《重庆行政》2019年第04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指出：“要持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善于运用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态度、专业的方法、精细的标准，大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这些重要论述都为创新重庆基层社会治理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分析重庆基层社会治理形势发生的新变化，弄清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一、重庆基层社会治理形势发生的新变化

　　近两年来，重庆市委、市政府不断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切实筑牢了平安稳定根基，社会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形势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

　　（一）社会治理形势出现根本性好转

　　据调查，经过全市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刑事治安案件、群体性事件、信访总量、非正常上访量等社会秩序的关键性指标分别同比下降15%、10%、8.5%、25%、20%，互联网依法治理初见成效，虚拟社会不再是法外之地。重庆市城乡居民的总体社会安全感上升，特别是个人和家庭财产安全感、人身安全感明显提升。重庆市社会总体安全的良好局面，在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的进程中实属来之不易，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必要的良好环境。

　　（二）新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基本形成

　　重庆市已基本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了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形成了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安全生产责任制、社区治理体系，增强了全社会防范和抵御安全风险的能力。

　　（三）初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篇二：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及破解思路

　　THEFORUMOFLEADERSHIPSCIENCE·领导力论坛·2021年第1期总第183期DOI：10.19299/j.cnki.42-1837/C.2021.01.022基层干部上行沟通障碍及破解对策王欣欣摘要：上行沟通效率是影响基层干部工作成效的关键因素，文章分析了上行沟通存在的障碍及根源，指出要通过加强组织文化建设和提升基层干部沟通技能两个方面破解沟通障碍，引导基层干部在为人民群众做好服务工作的同时，体验到获得感和幸福感。关键词：上行沟通；组织文化；沟通技能中图分类号：C933（Z201100000520011）。作者简介：王欣欣，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密云分校经济管理系副教授。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1）01-0141-04基金项目：北京市科技计划课题“科技创新支撑首都现代化经济体系重大战略问题研究”在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中，干部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干部状态是群众评价执政党执政之绩的重要标准之一。我国基层干部比重大、分布广，负责具体执行和落实各项方针政策，直接面对人民群众开展工作，他们影响着基层政府行政执行力的强弱、行政效率的高低以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基层干部离群众最近，群众看我们党，[1]首先就看基层干部。”基层干部在组织中承担路线、方针、政策，切实了解人民群众所想所需，贯彻落实符合群众利益的政策措施。基层干部只有做好上行沟通，领会本职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把握自身工作重点，积极建言献策，传达人民群众的意见，制定更为可行的工作方案，才能顺利履职尽责，做好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沟通的桥梁，推动基层治理体系良性运转，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2]。着重要的沟通职能。然而，现有行政组织体系中存在的上行沟通障碍，影响了基层干部工作的有效性。二、上行沟通障碍及根源分析当前，基层行政沟通不顺畅，信息传递存在层层壁垒，导致方针政策不能全面贯彻落实，部分上情无法下达，群众诉求不能充分解决，影响了领导决策和群众满意度。上行沟通障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基层上下级“信息不对称”基层工作中上下级“信息不对称”阻碍了基层组织的协同运转，造成基层治理效能难以提升的困境。一方面，弱势沟通降低了上行沟通141一、基层干部上行沟通的意义基层干部在行政体系中负责上传下达，沟通协调，组织落实具体政策，解决群众实际问题。一方面，基层干部向上与自己的上级沟通，明确任务和目标，请示汇报工作，提出方案建议；另一方面，向下与群众沟通，宣传解读党的的有效性。弱势沟通是由于上级具有对下级的合法权及奖惩权，导致下级在与上级沟通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在行政体系中，基层干部直接与群众接触并负责落实具体工作，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最为透彻，但由于弱势沟通的存在，民生信息准确完整地向上传达受到阻碍。另一方面，上级沟通“不作为”阻塞信息接收。基层干部的直接主管上级往往处于行政组织体系的中层，在与基层干部的沟通中把握信息的主导权，且具有一定的资源配置权。如果中层干部沟通，则会严重阻碍基层干部接收和理解信息。2.部分基层干部沉默慎言沉默慎言是指基层干部在工作中发现了潜在问题和风险，或是通过创新性思考形成了合理化建议方案，却不敢说的现象。一是基层干部所在的组织都是按照科层等级设置的，强调秩序和程序化的严谨落实，对基层干部更多要求的是服从和执行，导致基层干部话语权缺乏。二是基层工作任务要在领导的授权和资源支持下，由多个部门配合完成。部分基层干部认为，领导的看法和与同事的关系尤为重要，使其不得不在提出观点前审慎衡量可能会带来的后果，避免引发领导和同事不满。三是部分行政组织的领导者过于求稳，不愿接受变革和创新。在保守的组织文化中，基层干部认为即便自己提出了建议也不会被采纳，从而保持沉默。四是部分基层干部对自身能力没有信心，担心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和可行性。3.形式主义导致基层干部无暇沟通基层工作事无巨细，处于落实上级党委和政府工作部署的第一线，条件艰苦，任务繁重，牵涉面广，涉及对象多样。形式主义是基层干部的痛点，各种不必要的文山会海、频繁的评估检查和过于细化的痕迹管理等，人为增加了基层干部的负担，使得基层干部疲于应对，没有时间准备和实施沟通，也缺乏培训学习提升自身沟通技能的机会。4.群众沟通不足导致缺乏一手材料基层干部的绝大多数工作都直接服务于群众，善于做群众工作，也是我们党的一个政治优势。群众满意度是干部工作成效的主要评判依据，未掌握群众真实信息的上行沟通自然是无源之水。如果基层干部没有深入群众，就不能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无法预判可能出现的问题，甚至无从判断工作的重点难点，自然不知如何向上级表述进一步的工作打算，探讨具体的工作方案，以及争取必要的支持。缺乏民生的第一手材料，工作汇报自然苍白无力，所提意见建议也毫无价值，自然无法做好上行沟通。三、提升基层干部上行沟通有效性的对策建议现存的上行沟通障碍严重影响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须从组织文化和基层干部自身两个方面研究破解之道。一方面，加强组织文化建设，引导基层干部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消除他们的心理顾虑，形成组织成员乐于主动上行沟通的组织文化。另一方面，帮助基层干部着力提升自己的沟通技能，以有效沟通助力基层干部事业发展，让他们在履职尽责，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赢得群众和组织的认可，体验到自身工作的意义和价值，获得幸福感和成就感。1.加强组织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沟通环境适宜的文化环境是有效沟通的土壤，有效沟通是组织文化构建和传播的支柱，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双因素理论表明，真正能够激励人的因素往往来自工作本身所带来的挑战以及成就感和满足感。对基层干部而言，能够激“不作为”142发他们投入工作的是对自身工作意义和价值的高度认同，工作的挑战性，以及高质量完成工作所带来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构建和传播适宜的组织文化，通过有效沟通引导和激发基层干部对“以人民为中心”核心价值观的高度认同，使他们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自己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主动提升自己的沟通技巧，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1）“以人民为中心”，构建传播组织价值观组织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有效沟通，引导所有的干部形成高度一致的核心价值观，并以此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基本准绳。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记一切为了人民群众是党员干部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是党员干部的价值体现，尽心尽责为群众化解难题，将心比心体恤民情。一是通过会议座谈、个别沟通、制度建设以及典礼仪式等全方位沟通形式，使“以人民为中心”的观念深入人心，融入骨血。二是上级领导主动加强沟通，指导基层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践行核心价值观，形成具有高度共识和互相信任理解的良好沟通环境。（2）着力突破沟通障碍，调整完善组织制度体系调整和完善组织制度体系，着力突破沟通障碍。一是构建顺畅的沟通渠道，例如实行双向约谈、设定领导开放日、开设领导信箱、举办座谈会、专题研讨，利用在线沟通方式密切交流。二是处于沟通主导地位的上级应经常主动创造机会，有意识地提升自己的沟通技能，增进双方的了解和信任，让基层干部乐于上行沟通；三是建立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将有作为、能担当作为重要的评价标准，激励基层干部提升自己的创造能力和责任意识，工作中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四是建立合理的容错机制，全面评价基层干部表现。当提出建议方案的干部发生失误时，应该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帮助他们发现问题，不断提升。五是创新管理驱动基层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实践沟通。（3）全力营造沟通氛围，形成组织文化加强组织文化建设，营造乐于沟通的氛围，强化基层干部的沟通意识。一方面，开展总结表彰、谈心交流活动，为基层干部提供沟通交流的机会，树立典型，对敢于讲真话、能够指出问题、善于提建议的干部给予肯定、表彰和宣传，让干部们认识到组织对主动沟通的鼓励和认可；另一方面，布置有利于沟通的场所，对办公室的构造、物品摆放乃至座位安排进行合理设计，使之有利于随时沟通。同时，上级领导可通过开门办公、走动式管理等形式，合力营造良好的沟通氛围。2.着力提升基层干部沟通技能（1）“和群众打成一片”是做好上行沟通的基础做好与群众的沟通是基层干部履职尽责的基础，只有和群众打成一片，以同理心换位思考，真实体验他们的生活，善于倾听，才能发现他们的困难，了解他们的期待和梦想，上行沟通才有灵魂和血肉，才能够生动、真实而有意义。这样，基层干部在与上级沟通的过程中，在接受工作时才能理清思路、找准重点、把握难点，提出切合实际的实施方案，更精准地落实政策，解决人民的问题。在取得群众信赖的同时，赢得组织的认可，体验获得感和幸福感，也为上级的正确决策提供了基础资源。（2）沟通双方的信任和了解是有效沟通的前提基层干部在上行沟通前，一是要尽量了解自己的上级领导，可以通过会议、谈话以及日常143工作场合观察、学习领导的工作过程和表现，加强与领导身边工作人员的交流接触，了解上级领导的关注重点、管理风格、沟通方式和习惯喜好，在恰当时机，以合适方式，使用领导熟悉的沟通工具进行上行沟通。二是要赢得上级领导对自己的信任。一方面要在长期合作过程中，给上级领导形成踏实肯干、业务精通的良好印象；另一方面是确保自己提供的信息真实可信，意见建议论据充分，方案切实可行。对上级的充分了解和相互之间的信任，可以帮助基层干部克服沟通的心理障碍。（3）对沟通过程的管理是上行沟通的关键一是明确沟通目标，即通过沟通要达到什么结果，是向上级汇报主要工作进展和下一步打算，还是征求上级的建议和支持，或是共同商议民主决策，甚至只是通过谈心进一步认识对方。二是根据沟通的目标，准备沟通大纲，预设可能的沟通情境，选择合适的沟通渠道。对于不确定的、比较复杂不容易用简洁语言描述清楚的、需要反复讨论的内容，或者是一些需要随时了解对方反应的沟通，适合采用面对面的沟通方式；而对于涉及材料较多的、确定性的工作汇报和方案，则适合采用书面文件的方式；简短直接的请示、汇报和交流则可通过电话、微信等即时通信方式，或者利用电梯走廊里的偶遇、会议公务的间隙进行口头汇报。三是把握恰当的沟通时机，做好心理和情绪建设。自己在比较激动或愤怒的时候应尽量尝试转移注意力，暂缓沟通。如果上级在情绪激动时主动沟通，可以先避其锋芒，想办法缓和气氛，待对方平复后再讲清事实。四是善于倾听，运用同理心换位思考，体会上级的处境与心态，感知上级期待的沟通内容和结果。结合具体沟通情境，运用好非语言沟通，创设并保持良好的沟通氛围，在沟通结束时进行简单的总结性反馈，确保自己准确理解把握了上级的意图和工作要求。（4）对细节的关注是做好上行沟通的保障基层干部的工作是由上级领导委派的，大多需要上级授权才能完成。一方面在接受工作时要确保自己正确理解了工作的要求和标准，另一方面接受授权就承担着请示汇报的职责，要根据上级的风格和授权范围，判断需要请示的事项，养成请示的习惯，重要事项交由上级决策，并避免越级汇报。参与决策制定时，事先做好充分准备，积极思考，尽量顾及全方位的影响，综合考虑，发表意见。基层干部的工作千头万绪，在涉及人民群众的事务处理中事必躬亲，肩负着较大责任，正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当前，基层干部普遍存在工作压力大、心理负担重、情绪自我调节难、幸福感差等心理健康问题。只有通过系统设计，突破沟通障碍，引导基层干部通过有效的上行沟通，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时刻明确上级要求，能够在必要时争取到上级的支持，顺利展开工作，并积极总结反馈，乐于提供建议方案，追求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他们才能更好地体验到获得感和幸福感。参考文献：[1]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2]范逢春.基层上下级“信息不对称”怎么破[J].人民论坛，2019（23）.[3]陈红“弱势沟通”.的新路径：基层干部与上级沟通的把握艺术[J].领导科学，2019（3）.[4]李海峰.中基层干部与上下级共事之道[J].领导科学，2020（3）.[5]刘昕.如何看待基层干部的沉默慎言——组织内部和外部沉默的双重视角[J].人民论坛，2019（15）.责任编辑：陈若水144

篇三：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及破解思路

　　做好“三篇文章”破解基层治理人才困境

　　作者：

　　来源：《四川党的建设》2020年第18期

　　做好“三篇文章”;;破解基层治理人才困境

　　近年来，巴中市扎实做好回引、培育、激励“三篇文章”，着力破解城乡基层治理人才困境，倾情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城乡基层治理队伍。做好“回引”文章，为城乡基层治理注入“源头活水”。市委主要领导带队，每年深入成都、西安等地高校，注重回引高层次人才;及时使用空缺编制和专项计划补充基层急需人才;出台《加强农民工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大胆选用返乡创业人才;鼓励全市离退休干部等人才牵头或参与实施教育培训、志愿服务等项目，汇聚社会各方面人才。做好“精育”文章，为城乡基层治理打造“钢铁战队”。开展村干部学历提升教育，市、县财政和组织部门为每名学员提供补助资金;实施铸魂提能计划，每两年对村干部开展全覆盖轮训;实施“双带”增效计划，以乡镇（街道）为单位，每季度對党员干部、农村致富带头人等开展专题培训。做好“激励”文章，为城乡基层治理增强“发展引擎”。出台《鼓励引导人才向基层一线流动实施方案》，引导优秀人才向城乡基层治理等一线流动;实行职级晋升、培养锻炼等机制，激励基层人才立足岗位创先争优;与重庆市江北区、南充市等地签订合作协议，鼓励各方人才来巴中开展科技攻关和交流合作;委托专家学者根据专项课题开展研究，激励项目合作单位人才立足巴中出精品力作。（中共巴中市委组织部

　　李刚

　　张五生）

　　立足“五个抓手”

　　发挥离退休党员正能量

　　近年来，雅安市雨城区不断加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立足“五个抓手”，激发离退休党组织活力，发挥离退休党员正能量。加强组织建设，筑牢基层堡垒。每年召开两次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建设工作会，举办两次离退休党组织负责人培训，指导离退休党组织结合自身特点，多种形式开展支部活动。办好“三大课堂”，增强政治意识。办好“银龄大课堂”，每月15日组织离退休党员参加政治学习;办好“移动大课堂”，组织离退休党员干部开展绿色产业发展、红色历史教育等调研活动;办好“多彩大课堂”，由离退休党员干部牵头赴基层开展文艺宣传活动，展现新时代离退休党员干部风采。组建志愿队伍，发挥老党员余热。建立“银发人才库”，组织老党员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基层群众办实事;组建“银龄宣讲团”，到乡镇、村社、学校开展政治教育、主题宣讲;成立科技服务团，开展志愿服务行动，助推农户增收;搭建“银辉驿站”，统筹开展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健康生活、文体活动、作用发挥“四进”社区活动，助力基层治理。开展区域共建，构建共享格局。离退休党支部与小区共建，成立自治管理委员会，参与小区自治;社区党组织充分发挥服务优势，积极为驻地单位离退休党员干部开展服务，搭建起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双向共建平台。（中共雅安市雨城区委组织部杨雪

　　毛航宇）

篇四：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及破解思路

　　员，形成红色网格员队伍。全市构建了9000个网格组成的“一张网”体系，落实了1.2万余人的全科网格员，基本实现基层事项“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责交叉和协作密切的日常管理及服务事项进行整合。整合综治公安、应急、信访等资源力量，构建综合治理平台；整合经济发展、市场监管、农业、卫生等资源力量，构建市场监管平台；整合辖区内派驻和乡镇执法力量，构建综合执法平台；整合行政审批、公共服务和便民服务等资源力量，构建便民服务平台。二是加强组织协调。“四个平台”由乡镇（街道）分管负责人牵头，分别由综治工作机构、经济发展办公室（局）、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局）、便民服务中心负责日常管理协调工作。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例会分析交流工作情况，研究解决重大问题。三是赋予相应权限。按照“重心下移、权责一致”的原则，赋予乡镇（街道）公共事务综合管理权、乡镇（街道）规划参与权，强化乡镇（街道）对涉及区域内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和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的参与权和建议权。赋予乡镇（街道）党（工）委对辖区内区职能部门派驻机构负责人的考核考察和选拔任用建议权。赋予乡镇（街道）对派驻乡镇（街道）工作力量的指挥调度、考核监督权，提高职能部门的参与度，提升乡镇（街道）党（工）委统筹协调各方、领导基层治理的能力。

　　三、流程再造，积极构建镇街“四个平台”进一步整合县乡条块力量，构建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4个功能性工作平台，对基层行政管理资源配置和运转模式进行流程再造，实现基层管理服务跨部门、跨层级协同运转。一是搭建平台。对乡镇（街道）和部门派驻机构承担的职能相近、职街道转职能“小切口”破解基层治理“大难题”●泰安市泰山区委编办街道是城市基层党的建设、综合治理和公共服务的关键。长期以来，街道招商引资压力大、主责主业不明确，影响了民生服务等主要职能的履行。泰安市泰山区借助城市基层党建示范市建设的契机，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以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为重点，以减负增效、赋权扩能、组织重构为抓手，扎实推进街道转变职能，积极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着力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一、聚焦主责主业，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将厘清职能作为推动街道转泰安市泰山区以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为重点，以减负增效、赋权扩能、组织重构为抓手，扎实推进街道转变职能，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变职能的突破口，创新体制机制，引导街道集中精力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淡化经济职能。42泰安市重点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专栏一是明确街道职能定位。持示范社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事务，协同解决治理难题，强化社将街道承担的招商引资、协税护式开展养老、特殊群体护理照料区在城市基层治理中的基础作用。税职能向区商务局、区经济合作等服务。

　　比如，岱庙街道岱东社区探索推促进中心转移。发挥考核指挥棒二、强化党建引领，出“1+2+N”机制（“1”为街道包作用，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激活基层治理新动能保、“2”为社区工作队伍和综合执考核中，取消对街道招商引资、协法队伍、“N”为多方共治），通过税护税等相关考核指标，同步优坚持“融合共建、齐抓共管”社区“接单”、精准“派单”、定期化考核体系，通过调整指标权重、工作思路，突出街道、社区党组织“验单”、群众“评单”，最大限度新设指标等方式，加强对街道党领导核心地位，增强统筹协调和整合各方力量，有效解决了一批居的建设、公共服务、综合治理、优组织引领能力。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化营商环境等工作考核，实现有一是做强街道。在区级、街三是做实物业。长期以来，街增有减、重心转移。道、社区分别设立城市基层党建道没有专门机构承担物业管理工二是明晰区镇职责边界。指导中心、党建工作办公室、党群作。结合镇街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规范落实《区街道（镇）“属地管服务中心，理顺管理体制，增强工明确各街道社会事务办公室承担理”事项主体责任和配合责任清作力量。指导5个街道整合辖区驻物业管理职责。同时，针对老旧小单》，对17大领域142项具体事项，区单位和“两新”组织成立党建联区物业管理难等难点问题实施“红全部明确责任主体，明晰区和镇合体，聚焦重点任务、群众需求和色物业”，在区级层面成立物业行街两级职责边界，杜绝权责交叉城市治理难题，积极策划实施文业党委，指导物业企业建立党组等问题。同时，对清单中生态环明城市创建、健康义诊、困难帮扶织26个，组建“红色物业联盟”7境、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涉及的等共建项目，凝聚共驻共建合力。个，采取“政府补一点、社区出一监管部门多、监管难度大的23项以财源街道为例，联合辖区158个点、居民交一点”的管理办法，事项，编制《区级“属地管理”事驻地单位党组织组建城市基层党解决老旧小区物业无人管问题。项部门职责明细表》，进一步细建联合体，实体化运行服务中心，化职责分工，明确每个部门承担集中开展环境综合整治、社区基三、放大整体效应，的职责，有效解决“难找人、找人层治理、校园安全维护等共建项构建基层服务新体系难”问题，为街道松绑减负。目126个，解决居民反映的环境整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推进街三是推动街道赋权扩能。治、车辆乱停等26类400余个治理道转职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赋予街道公共事务综合管理权，难题，构建起区域内各类组织和过做实做细为民服务工作，回应群加大街道对派出机构考核评价、广大党员群众共同参与的城市基众关切。干部任免等方面评价权重，赋予层党建新格局。一是推行“一站式”服务。依街道党工委对派驻机构负责人的二是做优社区。在城市社区托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社区便民考核考察和选拔任用建议权，进推行“红领益家”共治联盟社区治服务站，推行“全科+自助”政务一步强化街道党工委的领导核心理模式，广泛动员辖区自治组织、服务模式，设置服务“全通岗”，地位，实现街道对辖区内所有派物业企业、驻地单位、“双报到”单选聘全能型人员担任，实行一窗驻力量统筹管理。建立健全人财位、“两新”组织以及志愿者等力受理、全科服务。2020年，街道、物保障政策，由区级财政保障街量参加，按照“社区吹号、多方报社区通过网上办理和实地办理相道经费支出，提高社区层面运转到、互联互动、协同高效”模式，结合的方式，共办理个体营业执经费、为民服务经费比重，大力支组织多元治理主体共商共治社区照、食品经营许可等政务服务事43项6.7万余件，为企业群众提供各类事项代办服务235件。个，以党员为主体组建“3+X”服务队，形成社区结网、街巷连线、小区布点的全覆盖网格体系。健全完三是完善协作机制。善“乡呼县应、上下联动”工作机制、规范工作流程、优化平台建设、畅通联动渠道，进一步增强街道统筹协调能力，赋予街道需区级职能部门解决事项的协调权。探索建立“城事办、办城事”工作体系，运用智慧城市理念，开发“办城事”数字平台，打造了“镇街呼叫—民生服务中心初审—两办派发—部门办理—镇街反馈”的运行模式，减轻镇街处理疑难问题的压力。二是实行网格化管理。按照“多网合一、一网多员、同格同责”的原则，系统整合党建、城管、食药等网格资源，根据地域面积、小区楼栋和人口数量确定网格单元1089个，建立网格党支部62选人用人导向，打破了“大锅饭”，创新推动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新泰市委编办能上能下，能进能退，多劳多得、按绩奖惩，一批德才兼备、敢于担当、年轻有为、创新创业能力强的干部走上开发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有效激发了内部发展活力。一、锁定机构，推动“去行政化”一是推行“党工委（管委会）开发区党工委、管委+公司”体制。会作为新泰市委、市政府派出机构，依法依规行使赋予的经济管理权限，但不明确机构规格。管委会内设综合事务部、党群工作部、人力资源部、财政审计部、应急管理部，核定员额30个。开发区现有平台公司——惠泰公司，作为开发新泰市创新推进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实行“全体起立，全员竞聘”，树立了能上能下、能进能退，多劳多得、按绩奖惩的选人用人导向，有效激发了内部发展活力。新泰市将开发区试点改革作为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县域治理现代化的“牛鼻子”，创新体制机制，推动实行“全体起立，全员竞聘”，做活了“人”的文章。改革后，开发区树立了鲜明的区建设发展的市场主体，具体承担园区双招双引、资金筹集、项目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服务、土地预储备运营等职能。惠泰公司设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管理层原则上按照5－7人配备。44

篇五：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及破解思路

　　多措并举破解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难题

　　作者：鄯爱红

　　孔祥利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年第8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民众的公共需求不断变化，基层社会的凝聚力和公共性的生成、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等都在发生动态变化。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已成为国内不同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政府工作的一个重心。我国超大城市在社会构成上呈现出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种结构并存的特征，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矛盾突出的背后是社会发展所引发的人民对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和变迁的要求。创新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应以化解矛盾为重点，构建精细化社会治理模式。

　　一、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直面“三大变化”

　　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矛盾是社会发展变化与治理方式方法不适应引发的矛盾。无论是建设者还是管理者，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都需要直面已然变动了的社会治理实践及其挑战。积极有针对性地回应社会治理基础变化引发的深层次问题，是基层社会治理有效性的根本。当前需要直面以下“三大变化”。

　　1.民众公共需求的新变化

　　基层社会治理难题是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在地方治理中的体现，是公共需求变化与政府治理方式之间不协调矛盾的体现。具体地说，是城市化进程中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尤其是追求公平正义的需要与政府利益平衡意识和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是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个体意识和公共参与意识与基层政府“为民作主”的管理思路和管理方式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价值日渐多元化与现代政府“标准化的政策和程序”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基于“治理绩效的有效性诉求”，还是基于“政策认同的合法性诉求”，增强基层政府对多元化、差异性需求的回应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与其他类型城市相比，超大城市治理的显著特点在于，社会流动速度快、利益结构和需求结构分化程度大、公共产品供给需求差异大。识别、整合和回应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发挥好不同群体的参政议政作用，是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难点，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方面。

　　2.大城市功能提升的新变化

　　超大城市具有集中汲取公共资源的优势及吸纳国内外不同层次人群的磁场效应。长期以来，与人口大规模集聚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一直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和重点。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其中就内含“人口发展格局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功能相匹配”的人口结构调控目标。大城市功能的提升必然要求与此相关的治理结构和方式方法转型，这对基层治理构成挑战。以北京为例，作为首都，北京经过近70年的发展，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陈旧的古都发展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城市发展和治理方式面临深刻调整：一是城市自身转型升级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更直接、更高的要求；二是“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和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发展目标使首都社会治理创新的任务更重、标准更高；三是疏解非首都功能和北京副中心建设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对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形成挑战。

　　3.互联网时代的新变化

　　超大城市是知识精英、网络大V等意见领袖的聚集地，也是被国际舆论关注容易引发全球话题的区域。媒体的宣传职能在加速地向监督职能转化，对超大城市政府构成严峻挑战。目前，政府要适应在新媒体时代环境下进行决策和管理。政策制定和执行既要广泛听取来自网络和民

　　众的声音，也要保持必要的定力。政策出台前要进行充分的民意调查、了解不同群众的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必要的情绪引导，一旦执行就要坚决有力。受城市规模、经济政治地位等因素的影响，超大城市还有着其他城市没有的国际影响力，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基层社会治理中每一个政策与政策的执行都要考虑到其可能带来的国际影响。因此，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更须在系统思维框架下求解，在体制机制层面增强国家与社会之间、线上与线下之间的协同性和联动性。

　　二、破解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难题的途径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和2017年两次视察北京，对北京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了若干重要指示。同时，在2014年和2017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市社会治理作出指示，提出上海要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希望上海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上有“新作为”。为了把城市建设成和谐、有序、宜居的城市，各地区都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如北京、上海、广州都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项整治提升行动。通过专项治理，可以使城市的面貌得到快速有效的提升。但是由于超大城市关系错综复杂，矛盾需求多样，每一个行动都会涉及众多人的基本生存和利益格局，处理不慎会引发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因此，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专项行动应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建立基层社会治理长效机制相结合，特别是要注重在转变基层社会治理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上下功夫，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率，防止和减少突击性专项治理而带来的“后遗症”。

　　1.“落一子，活全盘”，以法治思维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

　　现代社会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能否以理性、法治的手段推动良好秩序的形成。当前，基层政府面对的问题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难题。破解该类难题，不能简单用人治的方法解决，而应当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化解矛盾，避免产生新的难题。

　　在认识上，一是要破除“法律工具论”的误区，认识到古代“以法治国”和现代“依法治国”有严格区别。前者将法律置于工具地位，后者重在强调法律依据；二是要破除“非法治时代遗留的历史问题就得用非法治手段解决”的误区。非法治时代遗留的问题，没有法律依据的问题也可以用法治思维去解决。

　　在实践中，应对社会治理中的难题进行分类管理。对于尚无法律规定的新生问题，通过程序性的规定来解决，同时制定和完善实体性立法。对没有法律规定的历史遗留问题，要根据“老问题”的不同性质制定差异化的“新规”。在制定“新规”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人情和人道的因素，采用“协商自治”的方式。以群众上访为例，针对合理不合法的诉求，要尽力帮助群众解决；针对不合理不合法的诉求，则要坚守法律定力，不能为息事宁人而破坏法律的刚性。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培养和塑造民众法治意识、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引导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

　　2.“同方异法，刚柔相济”，以德治情怀推进政府与民众的良性关系

　　有效及有序的城市治理取决于城市内部的协同，其中最关键的是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关系的达成。整治“城市病”和“社区病”，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都是旨在提升城市功能，改善民生和人居环境，最终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虽然动机和目标是好的，在实施过程中，也需注意策略和方法，注意民众的实际困难、情绪和接受度。同样是执法，对不同个体、不同群体应采用不同的方法。法律依据充足，但如果不懂得根据具体情况改进态度和方法，也会因态度僵硬、方法不当而影响工作成效，甚至引发重大矛盾和冲突。

　　以德治情怀推进政府与公民的良性关系，在认识上，要破除“德治就是用特事特办的人治手段解决疑难问题”的误区。在实践中，不能以道德关怀影响法律的权威，也不能因为有法律依据就不注重态度和方式。既要坚守法律的刚性，又要注重事先的舆论引导和事后的道德救济，把德治作为一项民心工程去做。

　　首先，难易结合、先易后难，争取群众对政策的认同。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宣传是不可缺少的环节。政策执行，除了要考虑有形、可量化的政策目标外，还要关照到道义和情感的认同。情感的认同度是关系到政策是否顺利实施的重要方面。

　　其次，先引后堵，由松及紧，争取群众对政府的认同。民众对政府的认可，不仅源自政策结果，更来源于政府行为的恰当性。同样是违规自建房出租，可先制定出租房相关的煤、气、电的使用标准，参照标准检查摸底，对于通过整改可以达标的租住房提供服务，助其整改，给予一定的缓冲时间拆除；对于整改后依旧不能达标的则严格执法拆除。先引后堵，从而为坚决拆除有安全隐患的违建赢得道义支持。同时，充分运用网络、新媒体等工具，加强政策宣传和引导，最大限度上赢得群众的认同和接受。

　　最后，导之以礼，齐之以德，争取群众对城市公共文化的认同。比如，北京市一些基层政府将街巷文化纳入城市建设和管理中，通过红色文化挖掘、社区口述史整理、营造社区公共空间、建造乡情村史陈列室、举办各类文体活动等措施，构建新型的熟人关系，增强了民众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3.“急事缓办，大事细做”，以精治的方式破解城市管理中的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这既是对城市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提出的要求，也是对城市管理者的内功要求。政策执行要防止“毕其功于一役”的模式，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基调，处理好“稳”和“进”的辩证关系，把握好工作节奏和力度。

　　首先，事缓则圆，即使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能急于求成。环境整治是切实改变和提升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迫切需求，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但欲速则不达，应遵从急事缓办，分类而治的原则把工作做细做实。以北京市“腾笼换鸟”政策为例，在未确定能引入什么“鸟”的情况下，应充分做好前期的调研和摸底工作，不仅要给“腾笼”一定的时间缓冲，还要预先做好企业转型升级后原有劳动力的培训、就业指导和转岗工作。

　　其次，问需于民，即使是为民众提供服务，也不能一厢情愿。如为促进公共服务供给与民众需求的有机耦合，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地区在社区实行“1+3”协商模式。“1”是指社区自治委员会这个平台，“3”是将社区事项划分为公共事、小众事和难办的事，三类事情分而治之。公共事由政府主导解决，小众事由利益相关方商量解决，难办的事根据事件性质共同协助解决。东坝地区通过“问”的方式创新，使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供给更加精准。

　　再次，大事细做，越是重大的事项，越要在细微处下慢功。基层城市治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有序推进。可以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健全智慧服务管理体系，对“民情、民意、民难”，进行及时汇总、分类、筛选和研究，把每一项工作做精做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既要突出专业化指导，又要改变以往大而化之、模糊的政策范式，代之以问题导向、借鉴中医“精准施药”的理念，使城市管理尽可能地体现细致、周到和善意。

　　4.“搭建平台，协商自治”，以自治理念培育和提升民众自我管理能力

　　社区作为城市最基层的单位，既是政策落实点、组织落脚点，也是社会利益的交汇点和矛盾的集聚点，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突破口。必须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参与城市治理。如

　　北京市很多社区治理难题都是通过培育公民自治理念，完善协商治理机制，通过自治的方式解决的。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经验探索，大致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是社区“议事厅”或“议事会”模式，主要是通过规范和健全居民参与程序、机制，围绕关系居民切身利益或社区发展的重大事项加强议事协商，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治理提供制度保障；二是以空间利用与关系构建为理念的治理模式，主要是顺应城市“陌生人社会”治理及社区人口流动性强的趋势，强化文化的统合作用，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形成居民参与的内在动力；三是“大调解”模式，适当引入法律咨询、心理咨询等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作为第三方联系政府与民众的桥梁作用，实现政社之间的良性互动；四是借助微信群等手段，实现线上和线下互动的治理模式，进一步拓展和便捷居民参与渠道。

　　5.“百姓点菜、多元供给”，以共治的方式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以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为导向，坚持政府主导和发挥市场、社会作用相结合，健全制度，完善政策，不断提升民生保障和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依托“一刻钟服务圈”、各类便民服务中心等，很多城市已经初步打造了相对完整的民生领域的空间体系和直接为社区居民提供便利的服务网络，实现了公共服务资源的全面下沉。它们利用现代技术手段精准了解群众需求，以多种方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养老、社保、就业等方面的需求，并且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一是发挥驻区单位的作用，如北京市西城区建立了区域化社会服务治理全响应模式，大力推动驻区单位资源开放，推进居民需求与社会资源有效对接，实现政府、驻区单位、居民三方共赢；二是发挥社区志愿服务的作用，北京市海淀区部分街道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理念，划出社区互助式便民服务功能区，推动党员和社区积极分子志愿服务，涵盖了理发、社区清扫、助残、居家养老等项目；三是发挥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如上海、深圳等部分街道企业资源和社会组织发达，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工作，带动服务升级。不同街道社区，根据自身特色盘活当地资源，让服务供给更加多元、精准和便捷。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为破解超大城市基层治理难题指明了方向与思路。基层治理中的“五治”并非是孤立的、割裂的，而是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五治”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也是基层社会治理中各级领导干部需要关照的五个维度。

　　（作者：北京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北京市委党校副教授）

　　（责任编辑

　　吕红娟）

篇六：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及破解思路

　　浅谈困扰基层公安工作的难点和化解方法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全球化趋势的加快，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飞速发展，人口的快速增加，基层公安民警工作的问题日益突出。而人民警察作为国家武装性质的治安行政司法力量，是所有公务员中队伍最庞大、事务最繁琐、责任最艰巨、任务最危险、管理最严格的一个群体，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当前的现状来看，基层公安工作或多或少还存在诸多难点问题，笔者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当前存在的问题

　　1、管理职能较为泛化。一是非警务活动增多，损害了警民关系。个别群众对警察职能职责定位不准，少数地方在处理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群众信访等问题，要求公安机关派车派警直接参与处置，直接把民警推向矛盾前沿，由民警直接与群众面对面接触，部分群众便将一些矛盾传嫁到民警身上，将一些怨气发泄到民警身上，加剧警民冲突，影响了警民关系和谐。二是接二连三的专项行动，上级机关抽调、借调警力、大量无针对性的教育培训和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挤占了公安主业，给基层民警增加了额外负担，添增了执法风险，基层民警长期超负荷工作、身心俱疲；

　　“一乡一所”出发点很好，但实际中有些乡镇警情极少，造成了警力和警务成本的浪费，虽然分局开展了“大所带小所”模式，但并未从根本上缓解警力不足的问题。

　　2、专业人才相对缺乏。随着信息化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与深入，民警运用科技装备的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许多基层单位即使配置了先进的科技装备也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就是人才已经成为制约公安民警效能发挥的瓶颈问题。人才的缺乏主要体现在：一是基层民警知识层次

　　偏低。随着信息化建设和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快速发展，群众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各个岗位都对民警的文化、法律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岗位培训已经成为提高民警素质的常态措施，但仍然有不会微机操作的民警。从学历结构上可以看出，第一学历为本科以上的屈指可数，专科学历或者通过函授获得专科学历的占相当一部分，在全部人员中，警校科班出身的只占比例的极少部分。二是专业技术工种的缺乏，譬如像科技岗位、办公室文秘岗位、法制员岗位、事故处理岗位等专业技术人才严重不足。三是从我们目前的警察教育训练模式来看，形式主义色彩浓厚，与实践脱节，并没有形成有效的教育体系，培训过程又通常是“集中轮训，统一试题，给出答案”，导致民警不愿学、不肯学的现象大量存在，导致公安整体专业能力提高较慢。由于缺乏专向、定向培训机制，基层从事刑事技术、信息化、情报工作等专业人才紧缺，在侦查、法律中能力拔尖的人才很少。

　　3、警力结构还欠合理。一是民警年龄老化。基层民警年龄层次跨越较大，最先进入民警队的同志为公安事业的发展和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部分同志已经达到离岗或退休的年龄，而近几年民警部门入警门槛较高，新进人员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部队转业军官，一部分是警校毕业学生或者社会招考公务员，但数量都比较少，所以造成基层民警整体年龄偏大。二是警力仍显不足。尽管近年各地都根据自身要求，招录了部门协警补充警力，但是，由于协警在政治素质、法律基础、业务知识等方面，存在着素质偏低、基础不强、能力偏弱的问题，加之在管理体制、教育培训、人员管理方面的不足，造成了交通协警队伍作用发挥有限。

　　4、公正执法受到干预。一是群众自觉守法意识不强。相当部分群众乃至一些党政领导的法律法规意识相当淡薄，一些群众为了逃避、抵制民警检查，甚至暴力抗法，殴打、围攻民警的事件常有发生，影响了公安基层民警部门的正常执法工作，削弱了基层民警的工作积极性。这些不和谐

　　事情的发生，侵害了民警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挫伤了基层民警执法的积极性。二是“说情风”盛行。目前，民警在正常执法活动中，特别是在处罚和事故处理中，经常要面对来自不同渠道的“说情风”，要求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民警稍不注意就有不依法办事，甚至徇私舞弊的行为出现。三是相关执法部门不配合。公安基层民警的工作是一项社会工程、系统工程，需要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但现阶段，各基层公安部门单打独斗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变，安全综合治理未形成合力。

　　四是各类媒体热衷于聚焦、炒作涉警负面信息，执法大环境十分恶劣，凡发生涉警舆情，往往是“有理错三分”，导致社会舆论对公安队伍的整体评价不高。广大民警肩负着沉重的工作任务和工作压力，却得不到认可、认同，严重挫伤了民警的职业荣誉感、归属感，降低了民警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助长了“不做不错、多做多错”的错误思想苗头。

　　“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线”，由于上面有没有真正理清管理职责和头绪，造成下面被动应付，工作缺乏创新和后劲。

　　6、任务与报酬矛盾突显。基层民警工作最辛苦，工作压力、工作强度大，而得到的回报却相对较低，造成民警的付出与收益矛盾凸显。一是工作时间长，加班加点多是基层民警工作的基本特点之一。节假日对基层民警而言往往只是一种象征。据有人统计,全国公安民警平均每年要加班120个工作日。长期超负荷工作，生活极端无规律，一直得不到及时休息和调整，身体健康严重透支，导致机体功能紊乱、营养结构失衡。现在，一个基层民警除了正常工作外，还有日常的接处警、路面巡逻、道路警卫，还要参加这个“整顿”，那个“学习”，还必须要求学习、工作两不误。即使下班在家也要24小时备勤，或者下村做群众工作，手机不能关机，随时处于战备状态。这种状态不是一年如此，而是年年如此。二是由于警

　　力不足，无法补休，也没有加班费，工资收入与民警的实际付出差距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民警工作积极性。

　　二、破解困扰基层公安工作的思路对策

　　1、全面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要想真正为基层谋发展，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就应该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是上级公安机关要根据新时期对基层公安工作的要求，以及基层公安工作的新特点，进一步找准定位，找准社会化管理的突破口。二是上级机关要彻底抛弃官僚做法，积极俯下身段，深入基层，充分开展调研，倾听基层声音，真正了解基层需要什么、有什么困难？对政策方针的制定对症下药。二是贯彻以人为本的方针。上级公安机关应该充分听取基层民警意见和建议，着力解决制约公安民警事业发展的警力不足、人员结构老化、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法律有待进一步完善、民警待遇偏低等体制、机制问题，新老民警之间的“传、帮、带”在提高个体业务能力上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一些地区公安机关做得很好，建立了“师徒制”管理教育模式，采取对新、老民警进行捆绑绩效考核的形式，增进师徒之间在业务能力、工作经验、知识结构、方法理念上的优势互补，是很值得借鉴的做法。确保基层公安民警事业能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加强制度设计和管理的创新。一是要不断规范基层公安民警的职责任务。以公安部的规定为依据，对基层民警应承担的工作职责和任务作一全面梳理。二是要科学安排部署工作，要精心策划好各种交通专项整治活动，不要太多太滥；

　　要全面清理各项检查评比活动，砍掉形式主义、效果不大的评比项目，减少不必要的自上而下的检查考核；

　　专职社区民警参与派出所值班及非本辖区的大型警务工作要渐次减少，逐步实现社区民警不参加派出所值班，不侦办、查办辖区以外刑事、治安案件，使社区民警彻底从派出所的日常工作中解放出来，专司社区警务工作。对一些基层可要可不要的台帐、文字材料就尽量不要，切实减轻基层和一线公安民警的负担。三是从选拔入手，帮助基础建设效能型领导班子。要借选拔领导干部为契机，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选好人、用准人、配强班子，增强各级班子的整体功能和效能。

　　3、加强维权保护民警合法权益。一是要不断通过加快立法，增加暴力抗法者的犯罪成本，保护基层公安民警部门的正常执法活动。二是要建立和健全民警合法权益保护机构，真正履行职能，为受到恶意投诉、诬告或暴力袭击的民警提供法律援助，对交通民警遭遇的恶意投诉、诬告、人身攻击等恶劣行为，公安纪检监察部门要迅速调查取证，对恶意投诉、诬告者进行严肃警告，造成不良影响的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保护民警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4、以警为本真正落实从优待警。一是在政治上关心民警。牢固确立科学的用人的指导思想，充分尊重民警、理解民警、关心民警、爱护民警，切实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在思想政治工作的每一个环节，要关心民警政治上的进步，了解其政治上的要求，解决基层民警的职级待遇问题。二是工作上爱护民警。要积极为民警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工作环境”，维护民警的正当权益，当好民警的后盾和靠山；

　　要认真落实民警休假和体检制度，关爱民警的身体健康和医疗保险问题，当好民警的保健员。三是生活上体恤民警。要把为民警减负作为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主动采取措施把握民警的思想动态，帮助民警解决

　　实际生活困难，如家庭问题以及生老病死等其它方面的问题，满足民警的合理需求。四是教育上引导民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报纸、媒体等宣传民警队伍中的好人好事，积极引导民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事业观，家庭观和奉献观；

　　另一方面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警营读书和文体活动，利用先进文化和健康爱好占据民警8小时以外的休息空间，陶冶民警情操，提高民警品味；

　　再就是广泛开展岗位练兵活动，不断提高民警的业务素质和执法办案水平，避免因民警的执法差错而引起矛盾，在教育培训的过程中要减少那些华而不实的“花架子”，减少那些中看不中用的“花拳绣腿”，减少那些精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形象政绩工作，切实让民警综合素质得到提升。

篇七：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及破解思路

　　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及破解思路

　　作者：陈煜婷

　　来源：《党政论坛》2017年第6期

　　加强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在经济领域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社会领域的发展却出现了相对缓慢的态势，社会群体日益分化、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由此影响了基层社会的稳定，增加了基层社会治理的难度和挑战。

　　一、面临难点

　　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难点、重点与突破点均在基层，目前，各地区因地制宜以基层社区服务为主要载体，在为民服务的治理过程中不断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撤销街道、扩大社区规模的“铜陵模式”；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太仓模式”；依托领导系统、执行系统和支持系统相结合实现街道社区管理体制的“上海模式”；社区自治、议行分离的“沈阳模式”；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社区自治的“江汉模式”。这些模式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难点。

　　1.基层党建引领弱化。基层党建肩负着基层社会治理政治引导和作用发挥的重要使命，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区治理中发挥着战斗堡垒的作用。当前，全国各地区域化党建不断推出新的特色项目和亮点工程，然而，基层党建引领过程仍旧存在一个突出问题——缺乏顶层设计和系统化思维。其一，已有大部分特色项目属于单一党建品牌，宏观整体设计不足；其二，已有大部分亮点工程在协调党建工作和民众需求项目之间缺乏系统性。

　　2.基层政府权责失衡。一方面，街道（镇）与居委会之间权利和责任的天平始终倾斜，导致居委会时常需要在缺乏相应权能和资源的条件下完成上面布置的诸多“刚性任务”，街道（镇）与居委会之间行政压倒自治的关系使得其权责关系始终难以匹配；另一方面，街道对上也处于类似的矛盾中，街道办事处的科室部门与上级政府的设置几乎一致，但是却没有相应的法律权力来支持其对接相应任务，可以说街道面临的问题是“责任无穷大、权力无限小”，导致的局面就是“管得到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管不到”。

　　3.社会组织发展滞后。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有效性存在较大不足，既体现在社会组织难以满足社区居民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方面，更有甚者也体现在社会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反而产生了“帮倒忙”的效果。如有些社会组织属于“昙花一现”，其模式难以复制，经验难以持续推广，有些社会组织属于“王婆卖瓜”，未能很好满足居民需求。

　　4.基层自治建设不足。近年来，我国社区居民自治体系迅速扩展，全国各省几乎都建立了社区建设试点，大力落实居民参与社区自治工作。但是受传统文化和传统体制因素的影响，广大居民群体表现出对政府较高的依赖性，自身独立性不强、社区参与意愿相对较低，居民的自治意识和社区参与都缺乏热度。

　　二、破解思路

　　1.以为民服务为宗旨，积极转变执政理念，加强构建基层多元共治模式。目前，基层社会治理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社区组织体系也已逐渐形成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社区居委会为主体，社会组织相互配合的多元组织体系，但是社会治理的效果并不明显。治理作为一个循

　　序渐进的过程，需要改变以往社会管理模式下的重管制轻服务的情况，需要政府部门、社会公共机构、社会组织和民众群体形成

　　“多元共治”的整体性治理体系，需要党委政府与社会力量加强凝聚互动形成“多元合力”的整体性治理力量。因此，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政府既要把自身看作是治理的主体，同样也要把自身看作是被治理的对象，从社会管理的执行者转变为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和服务者，努力向民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高效型政府和法治政府转变，不断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协调各方力量，促进社区治理的整体合力形成。

　　2.以健全制度为保障，严格把控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强构建基层综合治理体系。我国社会转型以来，社会问题不断涌现，社会矛盾接连不断，如何有效地将这些失序事件即潜在不稳定因素和矛盾冲突控制在有序范围内，是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的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因此，要从制度层面予以调控，一方面，根据变化的实际不断修订已有制度，使之适应新形势下的新要求；另一方面，根据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完善制度体系，使“规矩”先于问题，以不变应万变。比如，构建流动人口的服务治理体系，积极推进城乡基本服务均等化；构建针对特殊需求人群的（刑释解教人员、社区矫正人员、问题青少年群体等）服务治理体系，最大限度地挤压违法犯罪空间；构建社会矛盾排查调解治理体系，既要畅通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也要建立行之有效的预防和应对机制。总之，需要通过加强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体系的建设，针对重点环节，不断尝试，从而建立科学有效合理的治理体系，为基层社会的稳定做好保障工作。

　　3.以民众需求为导向，提升公众主动参与热度，加强构建居民自治体系。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根基在于人民，需要最广泛地动员引导群众激活自治意识、建立自治制度、实践自治行为。民众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的意识是一个从潜在到激活的过程，激发民众参与社区的积极性既要有效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同时也要引导群众建立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和自治意识；完善民众自治机制，规范民众选举制度，完善民众民主参与社区事务的协商制度，推进协商议事制度化程序化，加强民主监督，为民众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建立规范的可推广的自治体系；基层治理最后的落脚点在于民众自主参与，由此才能真正激发社会创造与发展活力。要注重发挥社会治理各主体的协同作用，大力培育社会服务组织，找准民众需求点，搭建多元且有针对性的服务平台，让民众真正充分参与社区事务，完善基层社会治理。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

　　矫海霞）

篇八：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及破解思路

　　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调研报告（2篇）

　　目录

　　1.关于全市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调研报告

　　.........................22.关于全县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调研报告

　　.......................12关于全市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调研报告

　　根据市人大2021年工作计划的安排，x月以来，市人大法制委联合市委社治委、市民政局组成调研组，通过走访社区和小区院落、召开专题调研座谈会等方式，以我市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为切入点，通过走访社区和小区院落、召开专题调研座谈会、查阅相关资料等方式对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进行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近年来，我市坚定不移贯彻“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和成都市“还权、赋能、归位”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总要求，以小区院落为基本单元，坚持党建引领、资源整合、群众主体、多元共治，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工作领域做了大量的、积极的、有益的探索，从老旧（三无）院落整治，到物业管理全覆盖，从“三社互动”到“三治融合”，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紧紧抓住为居民服务的着力点，以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寓治理于服务之中，在维护社会和谐的基础上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实现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良性互动，涌现出大量社区治理和小区院落治理的典型案例，充分体现了我市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一、xx市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经验

　　（一）突出党委的“统领”作用，牢牢掌握社会治理的主导权，赢取群众信任。实践不断地告诉我们，信任是撬动群众对我们工作理解、支持和配合的有力支点。xx市将党组织作为决策者，政策执行和发展方向的监督者、协调者，政治工作、组织关系的领导者，确保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实施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大力推行将党组织建在小区（院落），发挥党员带动作用开展好社区“微治理”。例如，彩虹社区党委探索出“xxxx”发展治理模式（即坚持“一个核心引领”、提供“五式贴心服务”、建设“六个暖心之家”、实现“三个幸福目标”），从需求出发，营造以社区党委为引领，居委会为主导，居民为主体，业委会、辖区单位、社会组织等多位一体、共同参与，打造了“xx分钟生活服务圈”，为居民提供综合服务空间，提升了社区治理水平，推动了社区经济社会发展。让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与发展充分融合，得到有效发挥，最终实现在深化改革、推动发展，最大限度取得群众信任。

　　（二）突出服务的“延伸”效应，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回应群众期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群众最大最多的盼望，就是过上美好的生活。xx市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构建了多级联动解决群众难点热点问题的工作机制，大力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使群众诉求有人听、群众难题有人解、群众办事有人帮，解决了密切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切实把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落细落地、落到实处。例如，xx市推行“全岗通”工作法，打破了传统岗位职责限制，“多口”“专窗”到“一口”“综窗”的转变，实现了从镇街、社区到小区（院落）的“三站通”服务延伸，为群众提供了“全天候、全方位、全过程”的便捷、高效服务。

　　（三）突出群众的“首创”精神，夯实人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尊重群众意愿。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从群众中汲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xx市将乡村振兴与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相结合，立足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建设，组织志愿服务队深入开展文明实践活动，不断提高村民自主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群众“唱主角”的作用，最大程度激发了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有效地将“工作对象”转变为了“工作力量”。例如，棋盘社区针对群众送礼和宴席标准相互攀比的现象，找准居民诉求点，大力整治农村红白喜事大摆宴席攀比随礼的不良风气，通过征求村民意见、召开干部会，再召开村民大会的方式，通过强化居民的主体意识，怎么改、礼钱随多少都由村民大会说的算，使农宴回归到农村淳朴风气，在棋盘社区刮起节俭风。

　　（四）（四）突出治理的“源头”方向，破解末端治理的“脚痛医脚”，化解群众积怨。占道经营出行难、小区环境“脏乱差”……这些现象是群众感觉最直接、感受最强烈、埋怨最多甚至是怨恨最深的热点问题。经多次处理，但不能长久维持，所以如果不从源头上进行治理，必然会积累群众的不

　　满情绪，影响党委政府的形象，成为社会和谐的隐患。对此，xx市针对街面管理难的现象，按照增加优质公共服务均衡供给、推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要求，持续探索多元化治理模式，找准民生与市容平衡点，创新推出“双街长制”，让“要我参与”变“我要参与”，同时精准对接民生需求，持续推行“三自治理”，构建起“人民城市人民管、管好城市为人民”的全民参与社会治理工作格局。

　　二、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虽是一字之差，但其中包含了各类主体理念的转变，角色的转变，参与社会生活方式和渠道的转变等多重内涵，随着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探索不断深入，仍然有一些问题和难点亟待破解。

　　（一）“还权、赋能、归位”改革仍需深入。从“街道剥离经济职能”到“社区去行政化”，随着各项改革的推进，政府、部门、街道、社区各自应承担的职能职责正在逐步明确清晰。但从调研情况看，一方面，市级部门的大量行政事项不得不依托社区开展，对社区的权力责任界定不够具体，资源整合和需求调查不够充分，往往都采用“下指标、下任务”“人员分工不分家”等简单方式，造成指标任务脱离社区实际，与群众真实需求出现偏差。另一方面社区“责、权、利”不完全匹配，有的社区抱怨“权力越来越小，事务越来越多”，社区工作人员往往为了完成指标、填写报表、应对测评检查等事务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组织群众、服务群众方面就显得力不从心，造成群众参与公共社会事务积极性不高、主

　　动性不强。

　　（二）历史遗留问题化解仍需加强。虽然近年来我市加大工作力度，采取有力措施化解了部分历史遗留问题。但仍然有部分历史遗留问题因政策、规划、资金等因素，未能及时有效化解，主要表现在土地整理、征地拆迁、人事体制、集体经济、信访积案等方面。造成当事群众怨气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同时也牵扯了社区工作人员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做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三）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仍需努力。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势头总体向好。截至20xx年底，我市共登记注册社会组织xxx家，其中，社会团体xxx家，民办非企业xxx家。现有登记注册社工机构xx家，全市持证社工人才xxx人，备案类社会组织超过xxxx家。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但从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作用发挥情况来看，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公益、慈善、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还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二是社区类社会组织服务范围，服务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待进一步拓展。三是专业社工组织在我市服务项目不多，经费不足，为了生存发展不得不将更多的服务项目转移到其他区（市县）。四是对社会组织监督管理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少数社会组织存在“重经济利益轻社会效益”，甚至“挂羊头卖狗肉”等现象，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之间还存在较大的供需矛盾。

　　（四）公共意识、公民意识培育仍需持久。由于人口流

　　动量、利益认同度等多重因素，就群众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度来看，农村社区往往好于城市社区。特别是在小区院落治理中，问题较多，治理难度较大的往往是拆迁安置集中居住区和老旧（三无）院落。积极分子难物色，居民意见难统一，运行资金难保障，“等、靠、要”思想难消除。这些问题反映出我们对社会治理的宣传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入。社会公众对社会治理的认知度还不高，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够，有效途径不多。部分干部把社会治理仅仅理解为社会控制，忽视了化解社会矛盾、激发社会活力等基本任务，没有把服务和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权利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涵和任务。

　　三、下一步工作思考和建议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围绕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和成都市建成全国基层治理标杆城市的目标，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推动治理工作重心下移。固本强基，构建新型市域社会治理体系，以社区和小区院落治理实践探索推动社会大治理。

　　（一）提高思想认识，更新工作观念，深化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要充分认识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主动适应大变局，积极更新观念，推动社会治理在主体上从重政府作用、轻各方参与向

　　更加重视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转变；在方式上从重管制轻服务，向寓管理于服务转变，从重命令轻协商，向更加重视协商协调转变；在环节上从重事后处理、轻源头治理向更加重视源头治理转变；在手段上从重行政手段、轻法律道德手段向更加重视多措并举综合施治转变。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治理顶层设计，深化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让各级部门都能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切实担负起创新社会治理的责任。社治委要在市委的领导下，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最大限度凝聚合力，要树立典型人物、典型案例，开展示范引领活动，鼓励社区两委积极参与社工考试，通过学习培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水平。政府及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服务理念，重点解决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职能“缺位”“越位”“错位”等问题，有决策中更加注重问题导向，以更加科学的运行机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要重视并加强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置，加大相关政策研究、解读、执行工作，积极回应群众关心关切。要高质量做好街道行政区划调整和社区体制机制改革“后半篇”文章，以“还权、赋能、归位”为导向，着眼构建与区域特征相适应的城市工作体系、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街道管理运行机制、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系。要用好用活改革后节约出来的固定资产、人力资源等，更多地向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倾斜。

　　（二）引导规范运行，优化社会组织类型，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动社会服务市场化

　　社会协同、多元共治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是社会自治的重要主体，也是社会建设的“活力细胞”，其活跃带动作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十分突出。要坚持社会组织协同共治，提升社会治理活力。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形成以社会组织为载体、城乡社区为平台、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服务体系，强化社会自我调节、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功能。要加大社会组织培育力度，对符合规定申办社会组织的要降低登记门坎，放宽准入条件，简化办事程序，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要注重社会组织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积极推行“费随事转”，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管理公益创投等多种形式，调动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积极性。积极推进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加快实施政社分开，帮助社会组织健全内部治理，开展自律与诚信建设，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公众投诉制度，探索建立引导机制，鼓励新型社会组织积极反哺社会、服务群众。进一步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使政府购买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推动社会服务市场形成。要不断健全综合监管机制，加大执法监督力度，防范化解社会组织领域风险，助推社会组织健康高质量发展。

　　（三）建立健全城乡基层组织社会服务系统，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促进社会治理科学化

　　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心在基层，应充分发挥城乡基层组织社会服务系统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加强

　　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建设，增强社会服务功能，拓展社会服务领域，提高社会服务水平。要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进一步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坚持党建引领，将党支部和党小组建在小区（院落），充分发挥党员骨干带头作用，认领社会治理服务项目，积极培养小区院落管事、做事的积极分子，调动群众积极性，深入推动小区院落“微治理”。要强化社区服务功能，探索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民间运作的社区服务体系，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做好社区营造，激发社会活力。探索建立以“整合资源、便民服务、扩大就业”为宗旨，以“便民、利民、为民、安民”为目标的家庭服务中心，搭建起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和服务企业之间的桥梁，帮助群众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探索物业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努力实现资源共有、信息共享、责任明确、工作联动，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社区自治。要最大限度盘活用好街道、社区闲置资源，拓展社区养老、日间照料、幼儿托管等服务，使老少各取所乐。要有效发挥人大代表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的作用，深化社区代表联络站建设和“代表联系选民”活动，畅通社情民意表达、收集、办理和反馈的渠道，充分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把“联络站”打造成为居民的对话平台、利益诉求平台、矛盾化解平台、公共服务平台，使街道、社区由过去的“矛盾中转站”成为“矛盾终点站”最大限度地化解各类矛盾，使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

　　（四）建立健全社会治理长效机制，推动志愿服务、基层调解新模式，实现社会治理常态化

　　要适应新的形势，进一步完善思路，建立健全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长效机制，努力提升社会治理的实际成效。要完善群众诉求表达机制。把问题解决在群众家门口、解决在基层。探索定期召开热心市民见面交流会，增进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零距离”沟通互动交流。要积极探索市民素质提升机制。要加大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式方法，采取社会宣传、文艺宣传等形式，把文明素质教育融入思想道德建设之中，融入群众文化活动之中，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文明的熏陶。开展文明社区、示范小区（村居）创建志愿者服务活动，引导广大市民增强文明素养。同时，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宣传先进典型对市民进行引导，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营造良好人文环境的浓厚氛围。要大力推广基层调解新模式。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发展，基层的矛盾纠纷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趋势。面对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基层调解工作，已经成为社会治理面临的一个新课题。要充分发挥村及社区干部和乡贤在基层调解中的作用，探索基层矛盾调解新路子，为基层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

　　关于全县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调研报告

　　基层社会治理，是地方党委、政府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从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提供优良的社会服务、形成有效的治理格局三个层次有重点地动态推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市委书记陈敏尔同志指出，要持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善于利用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态度、专业的方法、精细的标准，大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我县以“两抓两树”“四访四议”“六项专项治理”为抓手，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为深入了解我县基层社会治理现状，总结工作经验，进一步推动我县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迈上新台阶，县政协组成xx县基层社会治理调研组，对我县基层社会治理情况开展调研，走访调研了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x个乡镇、x个街道，组织召开调研座谈会x次，综合调研情况，总结调研经验，形成此调研报告。

　　一、我县基层社会治理现状

　　近年来，xx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xx县基层社会治理，以“脱贫攻坚”为总抓手，推行“两回两讲两解”“公示公开六个一”“新时代文明实践”“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一系列

　　工作举措，并不断强化基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党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增强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疫情期间，县委、县政府主动出击，带领广大全县党员干部、村（社区）网格管理员，以党性、责任意识、使命意识为动力，挺起党员胸膛、树起一面党旗、组建一个支部、形成一座堡垒，在战疫情、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等各项重点工作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全县被划分为2105个网格，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网格体系，每个院坝都有网格员，每个家庭都有对接干部。党员领导干部定期入户开一次家庭会、干一天农家活、做一件贴心事、吃一顿家常饭、住一晚农家屋。讲政策讲变化、解怨气解难题，让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事不在”。

　　（二）基层社会稳定形成常态

　　持续推动“六项专项治理”工作，实现基层社会稳定和谐。一是群众安全感不断增强。紧绷政治安全这根弦，严防敌对势力对农村基层组织的渗透、对群众的争夺，严厉打击组织邪教、非法宗教、宗教极端活动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厉打击农村地区“黄赌毒黑拐骗”、传销、套路贷等违法犯罪行为。在全县干群及政法部门的努力下，20xx年二季度xx县群众安全感评分达xx.xx分（排名县级序列第一位，全市第二位）。较20xx年的xx.xx分（县级序列排名第三位，全市排名第四位，评分上升x.xx分）排名各上升两位。二是城市形象逐步树立。坚持城镇细管、智管、众管、严管，深化

　　“马路办公”，做到警察上路、车辆限行、道路清障、违法重处、部门协同，建立“城警互认”机制，消除执法盲区。三是行业行风得到极大改善。重处违反师德行为，对打牌赌博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立案处理，专项整治买卖生源等不良作风，恢复教育生态平衡；成立xx个“医德讲习所”，召开民营医院监管部门联席会，提升城乡医疗服务水平；全覆盖启动教师家访、医生巡访，着力解决“上学难”“看病难”。四是乡村变美有目共睹。全力打造乡村美景、挖掘乡村美味、弘扬乡村美德，开展“清洁家园·和谐邻里”活动，持续整治“无事酒”“豪华墓”，培育民风民俗，建设美丽乡村。xxxx年征集家风家训xxxx余条，累计整治豪华墓xxx座、劝阻“无事酒”xxx次。五是坚决树立为民服务的宗旨。用好“民生之声”服务热线和网络问政平台，畅通群众xx小时诉求表达渠道，群众满意度达xx.x%。20xx年信访批次、人次分别下降xx.x%、xx.x%。六是党委政府政形象得到极大提升。从20xx年开始，渐次开展作风建设年、作风巩固年、作风提升年活动，持续推进“三察两评一述职”，社会人士和企业评议评价最差部门、最差科室，县级部门主要负责人年底通过广播、电视向全县公开述职，接受群众监督和评价。

　　（三）农村基层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根本改善

　　近年来，以“脱贫攻坚”为契机，我县农村基础设施飞速发展。一是道路实现村级全覆盖。全县地方公路总里程为xxxxx公里，其中乡道xxx公里，村道xxxx公里，全面实现农村公路村村通。二是群众饮水得到全面保障。20xx年农村

　　饮水项目投资达xxxx万元，治理小型水源工程x处，新增和恢复蓄水xx万方，巩固提升饮水安全人口xx.x万，全力补齐了农村安全饮水的短板。通过集中供水、分散式供水等方式，实现了饮水管道到户，少数偏远的吊散户也能实现xx分钟之内到达饮水点，不再面临天干缺水的困境。三是电力通讯得到极大改善。将小水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优先并网，大力改造低电压台区及过载线路，彻底消除无电户，大力提升供电可靠性和稳定性。农村区域通讯信号不断深度覆盖，信号通达率达xx.x％以上，村村通光纤，在x公里以内、xx人以上人口集聚区域均具备光纤接入能力。

　　（四）城市社区群众自治能力显著提升

　　一是以“小网格”托起“大服务”。以社区社会治理网格化与小区自治网格化“双网合一”的管理模式，常态化走访民情、排查矛盾、发现隐患、了解需求、提供服务。落实社区干部、居民小组长、楼栋长、自治管理员四级网格责任，分级管理、层层履职、全面覆盖，实现社区有网、网中有格、格中有人、人尽其责的良好治理局面。二是以“小组织”汇成“大治理”。按照政府指导、社区参与、居民自治的原则，探索以“三楼党建”引领，社区搭建平台，组织召开“三会”的居民自治模式，共同协商解决问题。探索“八步管理”工作法，通过自治管理委员会制定公约，小区出现了良好的共治局面。三是以“小气候”影响“大环境”。将居民自治与物业管理相结合、志愿服务与专业服务相结合，既保障居民们有效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还有利于使居民的问题与困难得

　　到及时的解决。探索成立志愿者小分队和自管委员会，完善《自治管理规约》，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带动全体家庭参与小区治理，有效改善了小区“脏、乱、差”的现象。

　　（五）基层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一是群众收入方面。20xx年我县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xxxxx元、xxxxx元，增长x%、xx.x%，均高于GDP增速。调研组走访调研xx乡了解到，当地户籍人口xxxx人，20xx年在农商行的存款有xxxx万，20xx年上涨到xxxx多万；xx镇xx村xxx户xxxx多人，20xx年年底在农商行存款达xxxx多万。二是社会治理方面。我县于20xx年开发了“xxxxx”户情大数据平台，对全县实行了网格化管理。平台通过采集、汇聚全县居民生产、生活及个人基本信息，将大数据运用到脱贫攻坚及社会治理等领域，实现了精准扶贫、智慧治理。同时，系统还承载了记录“四访”工作的功能，助力干部走访、医生巡访、教师家访、农技随访的高效运行。三是提升生活质量方面。加快建设“智慧小区”，我县部分小区已开始采用新一代信息与通信技术，集成小区内公共信息应用和业主家庭智能应用，实现对小区内的建筑物、小区基础设施、各类居住人员等进行事务管理和行政管理，为小区居民提供智慧化服务的宜居环境。从而提高住户感受度和物业服务效率，进而提升业主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我县首个智慧小区金科·集美江畔可在明年上半年完成竣工评价。

　　（六）干群关系得到极大改善

　　全县以融洽干群关系为主线，推行一系列创新工作方法。一是全面开展“四访四议”。基层社会治理做到干部走访、教师家访、医生巡访、农技服务专访“四访”，村支两委会议、村民自治组织商议、群众评议、监督委员会审议“四议”全覆盖，增加干部、教师、医生跟群众的感情，通过村务的规范化与公开化获得群众的充分信任。二是纵深推进“两回两讲两解”。常态化开展“两回两讲两解”活动，全县领导干部每年利用节假日回出生地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讲政策、讲变化，解民怨、解难题，用交心谈心、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行动，实现干部群众心心相印，全县形成了人心思进、共谋发展、斗志昂扬的干事创业氛围。据统计，20xx年全县开展“两回两讲两解”达xxxx场次。三是严格落实公示公开“六个一”。让群众更全面更细致的了解到村支两委的工作情况与相关惠民政策，有效推进了基层群众工作。群众对基层干部更加信任，对基层政府更加满意。目前，经三方评估，我县群众满意度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二、我县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我县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方面效果显著，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

　　（一）社会治理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一是干部老龄化严重，在青壮劳动力大量外出的情况下，村、社区干部的年龄普遍较大，特别是支书、主任岗位，平均年龄在xx岁以上。二是干部业务能力有限，在不断推行无

　　纸化办公形势下，对计算机操作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城市社区“兵强马壮”，完成软件资料不成问题。而农村村干部整体年龄较大，使用电脑是“半路出家”，信息化办公基本难以完成。三是农村村级班子人力不足，城市社区通常有xx多名干部全勤工作，但农村行政村人数不足一半：支书（主任）、综合服务专干、综合治理专干、本土大学生村官，而由x个人负责一个村几百乃至上千人的所有工作，业务相对繁重。

　　（二）村（社区）组织自治边界及职能职责不清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村（社区）一级作为引领居民民主自治职责的组织，受街道、乡镇的指导。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中，上面发布行政指令，下面村一级接收行政命令成为了常态。应对政府交办的行政事务较多，履行自治引领职责和政府管理职责界限模糊不清。村（社区）干部绝大多数时间在做如社会保障、信访维稳、征地拆迁等工作，无暇兼顾引领居民自治。干部们的智能手机里，名目不同的微信工作群多、职能不同的部门APP多、网址不同的业务操作系统多。村（社区）购买社会服务用于服务群众方面的具体工作的意识还没有形成，又同时要兼顾代为行使的行政管理职能，自然是被庞大的工作量压得喘不过气。

　　（三）基层居民自治组织基础设施薄弱

　　大部分城市社区的养老、托幼、医疗、农贸市场、休闲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农村社区仅在村便民服务中心处有健身器材等群众休闲娱乐设备，还谈不上系统化的拥有群众服务设备。随着专门性事务的增加，各类工作站、服务

　　点的制度牌挂得满满一墙，但也无专人料理上述业务。农村社区办公场所面积略显局促，基础性办公设备陈旧、不足。

　　（四）基层群众意识形态需正确引导

　　一是群众的法治思维还待加强。群众在平时守法、遇事用法方面没有被正确引导，对于农村地区“黄赌毒黑拐骗”、传销、套路贷等违法犯罪行为没有正确的认识。二是基层调解队伍和调解能力不足。矛盾纠纷日益多元化、复杂化，基层司法调解工作在将矛盾纠纷消除在基层和萌芽状态的深度还不够。三是群众自我管理意识还待加强。个别群众等靠要的依赖思想盛行，连找对象、打扫卫生等个人事项也要寻求帮扶干部的帮助。争当贫困户、骗取救济金的思想和行为屡见不鲜。家庭观念、宗亲观念逐渐被淡化，对农村留守妇女、儿童、老人的照顾和赡养问题体量较大。

　　三、做好基层社会治理的建议

　　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依据宪法和法律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使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公众勤劳之手同向发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基层治理情况的稳定和谐，是我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持续用力下深功夫，在接下来的乡村振兴工作中，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提到一个新的台阶。

　　（一）以党建为引领，不断创新基层治理制度化建设

　　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要让党建在基

　　层社会治理上起到引领作用，强化党的领导，落实“两抓两树”要求，以制度建设为途径，规范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一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以村民自治为主题，研究探索更适合农村社会的治理方式。如实施“建立三长制度、树立三面旗帜、开展三项活动”的“三三三社区治理工作办法”。其中建立三项制度，即制定《“三长两委一监察”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在现有村支两委组织结构基础上，按县纪委监委要求落实一名监察联络员，依据自然村落和群众宗亲关系，采取群众自愿原则，每xx户左右成立x个互助小组，推选x人担任组长；每x个互助小组成立x个互助会，从x名组长中推选x人担任会长；每x-x个互助会成立x个社，社长按现行办法推举或任命产生，两委是领导指导机构，依现有法律法规履行职能。二是进一步抓好村居务公开。要充分发挥村居民监督委员会的作用，按时对各项村务进行公开，如惠民政策、项目进展、资金使用等。在法律和政策允许框架内，群众关心什么就公示什么，群众想看什么就告诉群众什么。以户户通的重庆有线广电智能机顶盒、社区群众聚集地LED大屏幕等平台为载体，让群众参与到村社区的具体工作中，切实做到“以公开促公平、以公平促公正、以公正树公信”。三是抓好群众思想建设。持续深入开展“四访四议”“两回两讲两解”“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系列教育工作，巩固党员群众宣教成果，让群众跟党同心同向。

　　（二）优化选人用人机制，增加基层基础化治理投入

　　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一是强化业务培训，提高村干部业务能力。创立村（社区）干部常态化进修班，完善村班子届期轮训计划，实现村（社区）干部培训全覆盖。培训课程倾向于业务性的科目，如计算机操作、office运用、公文写作等，让基层业务水平有指向性的提升。二是优化人才选拔机制，给村社干部更多展示舞台。注重为干部们引好“出路”，让村（社区）留住人才的关键是让返乡人才看到机会，给予他们继续在村级岗位上奋斗的动力，出台更多面向村社干部报考公务员、事业单位的优惠政策，让更多村社干部走上基层行政岗位，同时也满足了乡镇政府对擅长群众工作型人才的需求。注重为干部们留好“后路”，进一步完善对离退休村（社区）干部的社保等保障工作，加强对其的节庆慰问，安抚好为村（社区）事务奋斗了大半辈子的老同志们。三是增设更多村（社区）服务岗位，充实管理力量。整合公益性岗位、护林员、低保户等人力资源，把一些在相对轻松的工作岗位上的人员，召集起来，负责村（社区）的日常事务，并在村社干部换届时增设条件，只有在村（社区）服务一年以上的人才能参与村社干部竞争、选拔。四是加队对基层基础治理的投入。大力学习“枫桥经验”，政法、组织、民政等部门牵头培养一批专兼职网格员，充实在城市社区和农村集镇中，争取、落实社区网格员工作津贴，完善社区网格化硬件设备。

　　（三）抓好“乡村振兴”的契机，让群众“富起来”

　　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是鼓励农户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农村产业发展要因地制宜，种植业、养殖业、旅游业齐头并进。二是扶持农村龙头企业发展。部分农村群众发展思路受限，对产业发展模式不够熟悉，通过更多优惠政策引进更多龙头企业进驻农村，带动当地经济的同时为当地群众带来致富之道与就业岗位。三是推动多产业融合发展。做好农旅融合发展，利用产业特色、地域优势、旅游资源，打造观光型绿色产业。

　　（四）探索“智治”，推行“自治、法治、德治”三管齐下，打造“乡风文明”新农村

　　要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经过长期实践检验，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一是努力探索“智治”。以智慧小区为例，在大数据的支撑下，集成应用安全防范系统、智能访客系统、公共设备监控系统、智能停车系统、积水监测系统等十余项智能化子系统。打破单个智能系统的信息孤岛，实现各子系统的综合应用和功效最大化，从而提高住户感受度和物业服务效率，进而提升业主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并在城区小区进行试行进而推广。二是用好用活村民自治。坚持村民的事情村民管，村（社区）支委牵头，村委会落实，组织村民代表共同修订“村规民约”，对村上的婚丧嫁娶等大小事务有章可循，让规定服众，让众人守规，共同监督，真正实现村民高度自治。三是用严用实法治管理。在党员干部方面，严格落实“十强化十严禁”，立好“高压线”，紧绷“一根弦”。在群

　　众方面，持续做好“七五普法”工作，做好思想引导，通过法治宣讲、公益演出、文化活动等方式，深入开展“枫桥经验”实践行动。组织乡镇（街道）、村（社区）开展“三治”融合创建活动，创建一批“三治”善治示范单位。经常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化解，强化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健全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深化干部接访下访群众工作，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以“孝、贤、洁、序”为重点的农村公序良俗建设。四是用深用透德治引导。建立乡镇党校。发挥党员与群众代表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基层党组织为战斗堡垒，推动清洁家园、和谐邻里等活动，建设文明乡村、美丽乡村。探索在各村组建三支党员先锋队，即党员创新发展先锋队、党员乡村文明示范队、党员公益事业服务队，带动产业发展创新，引领文明新风；引导村民加强道德修养，提升文明素质，增强大局意识，融洽党群、干群关系；开展三评比活动，即十星家庭、十二星党员、十二星干部的评比，抓示范，抓典型，树榜样，树模范，促进清洁家园、和谐邻里落到实处。